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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万物皆显示”时代来临,中国的新型显示产业会受制于人吗?

    当“万物皆显示”时代来临,中国的新型显示产业会受制于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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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李北辰

    我印象很深,几年前,凯文·凯利在中国最火的时候,在许多场合都讲过同一个故事:一位朋友的女儿幼年时就习惯了在手机和iPad上指指点点,某天这位朋友将一张打印出来的照片放在桌上,女儿走上前去,数次尝试将它拉大,未遂,于是对父亲说:“爸爸,它坏了。”

    这个故事充满着隐喻。

    追溯媒介变迁史,人类与内容载体的关系,大概可被分为“言语之民”(文化更多来自口口相传),“书籍之民”(从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算起),以及从今往后的“屏幕之民”(People of Screen)。

    而依我之见,拜以OLED为代表的新型显示技术所赐,从现在到未来,就像这位女孩默认的那般天经地义,“屏幕之民”可以栖居的地方会越来越多,“坏了”的东西会越来越少——因为与以5G,AI,云计算和IOT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结伴而来的,注定还有作为它们“外显”的“万物皆显示”时代(DOT,Display of things)。

    这并不难理解,除了显示效果本身的跃升,更灵活的技术原理,让OLED摆脱了对传统显示形态的束缚,折叠,卷曲,透明的自由特性,让它能与家居,车载,可穿戴,商显,VR/AR等场景充分嫁接,甚至让作为信息社会“门面担当”的屏幕数量,呈现指数级增长。

    换句话说,在人类向“屏幕之民”的迁徙路途中,OLED或许是一条捷径,它也将深刻改变未来显示产业的格局。

    虽是捷径,但并非坦途,需要翻越层层路障。

    当前的共识是,全球显示产业面临着传统应用市场进入高原区,新兴应用市场尚待培育,显示技术迭代升级尚未完成,技术产品与用户需求的切合点尚需挖掘……等诸多棘手问题。

    尤其是在此刻对“受制于人”四个字颇为敏感的中国,面对DOT时代的诱人未来,摊开全球新型显示产业坐标,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位置在哪里?

    要知道,在显示技术上,中国是有贫困记忆的,“缺芯少屏”的焦虑曾长期存在——好在,凭借大规模战略投资的勇气与能力(二者缺一不可),如今至少“少屏”问题已经解决:大概十年前,显示器件一度位列我国进口产品的第四位;去年,中国大陆显示器件营收规模约406亿美元,全球占比34.2%,仅次于韩国位居世界第二。

    不过,显示产业深谙居安思危的意涵。历史的经验是,一次技术突变,往往就会促成整个产业的新旧分野——而如今全球显示产业就处于技术交替的敏感期,中国新型显示想要攀至价值链的高端,任重而道远。

    最近在固安举行的首届全球显示产业春季数据趋势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钟灿提供了一组数据:我国新型显示产业2018年全产业链的营收规模约519亿美元,其中,显示上游材料和装备的营收只有113亿美元,材料的本地化配套率不足60%,装备的本地化配套率也不足20%。

    这至少说明两件事:1,我们对产业链的控制能力还不够强;2,我们在前瞻技术布局上与先进企业有差距。

    我猜也许这两件事不会让你感到意外,但如果你此刻正沉浸在中美博弈的悲观中,那么我想说的是,中国新型显示产业的未来,也许比你想象中更为乐观。

    这要从整个产业的现状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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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去对于未来的渲染,从目前显示产业的技术结构来看,LCD仍为主流,被寄予厚望的OLED位居其次。去年全球显示器件营收规模约1188亿美元,其中LCD为850亿美元,占比71.6%;OLED为270亿美元,占比22.7%——如无意外,未来数年,全球显示器件市场不会发生重大技术结构变化,LCD将会在局部遭到OLED的不断蚕食。

    具体到中国,在许多业内人士眼中,未来两三年,倘若中国能在新型显示领域扮演关键性角色,那么AMOLED将会是重点,2019年下半年,市场就会看到一系列柔性产品出现。根据《全球显示产业发展现状及展望》预测,AMOLED作为显示产业的新星,2023年在移动产品市场从量上渗透率将接近50%,从营业额来看,将超过60%。

    “中国大陆OLED厂商今年的出货将得到大幅度提升,如果出货目标可以顺利达成的话,今年基本上能拥有接近1/4的市场销售份额。但也存在挑战,包括良率的管理等”,在全球显示产业春季数据趋势发布会上,IHS Markit显示部门研究总经理谢勤益介绍道:“之前大家大多盯着三星开发,但从今年二季度开始,已经针对华为,OPPO,VIVO的需求开发出了自己的产品,这是可喜的现象。AR和VR,所谓的穿戴式装置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在2018年实际出货上AMOLED占比并不多。但随着竞赛,游戏和工业医疗的应用等,这个部分在未来会呈现倍数的增长。”

    谈及AMOLED,尤为令业界欣慰的是,去年,国内首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6代全柔AMOLED生产线已在固安产业新城建成投产,该生产线设计产能为3万片/月,达产后将大幅提升国内全柔AMOLED面板供应,解决各终端厂商的应用需求。

    而就像《全球显示产业发展现状及展望》所言:未来几年,最重要的是提质增效,倘若将整个市场的发展看做跷跷板,最难的就是平衡,如何寻求经营与发展的平衡,将成为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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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帕拉格·康纳在《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中,曾提出著名的“拔河游戏”比喻。在他看来,中美两国走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模式里:美国视角下的全球博弈,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拳击,中国则将其视作一场拔河游戏,前者以击倒对手为目的,后者只希望尽可能将供应链高价值的那部分拉过来。

    而这,或许就是中国新型显示产业对未来的期许。

    事实上,当前全球显示产业的竞争,已不仅是核心技术与资本的单一维度竞争,更必须聚焦于产业链的“掌控力”。谁都知道,在一个高度由模块化搭建的“超级版图”世界,对整个产业链的话语权才是全球化时代最“安全”的生存守则,谁能形成产业链的集群和供应链的纽带,谁就能占据价值链的高端。

    但如开篇所述,在这方面中国新型显示产业还不够强。

    除此之外,就像欧阳钟灿院士所言:我国产业的新增投资结构过于集中,无序投资的势头依然明显。我看到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显示行业新增投资近4000亿元,增长近2.5倍,90%左右是面板的投资,显示材料和装备领域的投资不足10%。

    而要补齐这些短板,赢得新型显示的“拔河游戏”,需要让产学研,上下游产业链,尽可能地“拧成一股绳”,然后在拔河过程中同时发力。

    这种合力正在被释放。比如产业新城运营商华夏幸福为固安打造的新型显示产业集群,就已集聚京东方和维信诺等30多家显示产业上下游企业。相比很多产业在投资方式上散乱的失序状态,这里既有作为“自变量”的创新型科技,又有能让变量落地的上下游完整产业链。

    以这里的三家企业,鼎材科技,维信诺,翌光科技之间的共生关系来举例。

    鼎材是国内最早量产OLED材料的企业,目前已逐步开发出满足OLED面板厂商和照明厂商制造要求的高性能有机发光材料系列专利产品,在固安产业新城,这些研发产品也会就近供应给下游企业。

    比如维信诺,其前身是1996年成立的清华大学OLED项目组,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OLED生产,研发,销售的企业,如今已成为许多国产手机品牌独家或主要OLED屏幕供应商。而作为鼎材的下游,维信诺可根据自身需求,就近与其进行交流和测试。

    同样近水楼台的还有翌光科技。后者同样脱胎于清华大学OLED项目组,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家量产OLED汽车尾灯的企业,华夏幸福助其在固安建立生产基地,随后,第2.5代OLED照明规模量产线投产,这是目前国内最为先进的OLED照明量产线。要知道,OLED车灯对技术要求颇为严苛,要将实际数据回馈给上游材料公司,合作开发出具有差异化的材料,而在固安,他们可以与鼎材就近沟通,在空间和时间上,最大程度降低合作成本。

    事实上,类似上述3家企业的合作,在固安——这个十几年前还以钓具,肠衣,滤芯,塑料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业县,每天都在发生。

    而这种兼具高效率,规模性和灵活性的产业集群式发展,才是中国赌注新型显示未来的最大筹码。

    结语

    最后说点个人感想。

    我印象很深,经济学者李子旸曾在微博上说过一个事:“在液晶之前的显像管时代,中国国内有所谓八大彩管厂,产量产值都很大。但这些企业都是整体引入外企生产线,中方只是打打杂。结果,八大彩管厂都没意识到显示产业即将颠覆。破产前一年,其中某权威人士还言之凿凿地说,显像管还能再卖20年。某厂还高高兴兴地引进日本放弃的显像管生产线……”

    嗯,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国家整体气质的蜕变,正是脱胎于不同产业的观念转变,相较于显像管时代的集体懈怠,其实并未花费太久的时间,整个产业就凝聚为空前强大的共识,那就是,一定要拥有自己的技术,一定要培育对产业链的核心控制力,一定不要被他人扼住命运的喉咙。

    我相信,我们终会做到这一点。

    【钛媒体作者介绍:李北辰,独立撰稿人,国内数十家媒体专栏作家,曾供职《南都周刊》《华夏时报》《财经》等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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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金融研究院朱民:人工智能在颠覆未来,几乎改变了所有制造业和服务业

    清华金融研究院朱民:人工智能在颠覆未来,几乎改变了所有制造业和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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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钛媒体注:上周末2019年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京召开,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出席金融科技教育与研究五十人论坛启动仪式并发表演讲。

    朱民表示,1978年的时候人均(GDP)是160美元,现在是10000美元,10000美元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入口。同时中国增长的速度2012年以后逐渐下滑,滑到现在6%以上,朱民认为,中国经济处于历史的关键点上。今后五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决定中国未来五十年,也会决定世界经济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发展。

    在这个关键点上,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服务业在2013年以后超过了工业,占50%,工业的比重逐渐下降,在这一点上,中国在结构转变上和世界的整个结构转变是完全一致的,没有问题。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其他问题。朱民指出,进入2000年以后工业进入了高科技的工业,工业劳动生产率的速率提高很高,今天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120%。“当我们不断的提高服务业比重的时候,你提高一个百分点服务业的比重丢掉二十个百分点的劳动生产率,如果这个格局继续下去,你的增长速度一定下降。”

    朱民还表明,中国走向高收入阶段的供给侧改革重点,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是我们面临最为关键的挑战。

    朱民表示,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毫无疑问是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方面。从世界经验来看,在今天的环境下,仅有改革开放还不够,还要加上科技的力量。因为当劳动生产率差距如此之大的时候,需要科技的力量赶上制造业水平,来维持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稳定。所以,人工智能会起到很大作用,人工智能正在颠覆未来,它几乎改变了所有的制造业和服务业。

    “人工智能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很大,到2035年中国GDP增速可以从6.3%提高到7.0%左右。”朱民表示,人工智能战略不仅能支持改革开放,还能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朱民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战略目标:2020年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2025年达到世界领先水平,2030年成为世界主要创新中心。中国迈入高收入阶段,关键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以下为朱民演讲全文:

    尊敬的肖主任,邱勇校长,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我今天看到很多老朋友,感谢和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作为主办方,再次表示欢迎和感谢。

    我今天想给大家报告一下我的观察,我称之为——在中国走向高收入阶段的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认为这是我们面临最为关键的挑战。

    中国的经济走到今天有长足的增长,大家看1978年的时候人均160美元,现在10000美元,这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入口,10000美元能不能往上走?与此同时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增长的速度2012年以后逐渐下滑,滑到现在6%以上,所以中国经济面临很大的问题,人均增长速度能不能稳住,人均GDP能不能往上走,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宏观挑战。中国的发展处于历史的关键点,我们做了数据分析,我们把数据比较一下,中国是红线走到一万美金后的走势,走不上去就落入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的轨迹,走上去就走上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轨迹。今天的这个点是特别的关键,今后五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决定中国未来五十年,也会决定世界经济未来十年、二十年。增长的过程永远是不容易的,我这里做了新经济国家的追赶图,纵标是增长速度,横标是人均GDP和美国的比,假设以美国为目标的赶超。大家看到60年代的时候,增长速度很高,从美国人均15%到20%、23%左右,但是发生了拉美危机、亚洲危机以后增长速度下跌,不但没有赶超反而回缩了,曲线往回走。一直到2000年开始,经济增长再一次飞速,逐渐速度下降,但是逐渐在实行赶超,最近达到了美国的GDP30%左右。拉美的起点在62到66年,是右边的高点。然后拉美的速度在80年代开始下跌,80年代整个往后退的,没有赶超,90年代增速上升没有赶超,一直进入本世纪又开始逐渐恢复,在拉美这个国家2012到2016年占美国GDP的比重和1962和1966年占美国GDP的比重,50年前和50年后几乎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发展背景,50年没有赶超。不是说50年没有增长,生活水平仍在提高,但是世界都在变,50年没有赶超。这有无数的教训和故事,这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中国在这个关键点上面临的挑战,不容低估。

    我们在关键点走的时候,发生了深刻结构性变化。比如说农业的就业和占GDP比重在下降,工业都逐渐先上升后逐渐下降,都是上升和下降的过程,服务业普遍的直线上升,普遍的比重不断提高。这是一个典型的世界发展结构变化,没有问题。中国同样是这个结构,红线是中国的服务业,大家可以看到2013年以后中国的服务业逐渐超过,占50%,超过了工业,工业的比重逐渐下降,所以中国在结构转变上和世界的整个结构转变是完全一致的,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还是有的,问题在这张图,我们用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去除以所谓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如果是1的话是一样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进入2000年以后工业进入了高科技的工业,工业劳动生产率的速率提高很高,今天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120%。当我们不断的提高服务业比重的时候,你提高一个百分点服务业的比重丢掉二十个百分点的劳动生产率,如果这个格局继续下去,你的增长速度一定下降。

    这不仅是中国,这是全世界在过去50年、80年的经验,同样符合这条线。所以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成为了最大的挑战。

    我们把服务业分成两类:分成市场化的服务业和非市场化的服务业。市场化的服务业比如说金融业、酒店业都是市场化的服务业,大部分的教育、医疗、政府活动都是非市场化的服务业。所以这个曲线特别有意思,市场化的服务业在2000年以后整个劳动生产率是不断提高的,我们做了大量的数据的分析。但是非市场化的服务业进展非常缓慢,差距非常大。所以提高非市场化的服务业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如果和国际比,中国市场化的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整个世界的格局基本上在人均1万美元的水平是相符的。美国在最高,是在绿的那条线,所以这个曲线是基本一致的。

    整个市场化金融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个平均水平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的商业零售和电商,劳动生产率在世界比是高的,这是因为我们有很好的电商比重,电商我们走在前面。所以我们也有很好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是特别好的。这个特别有意思,我们的信息和计算机服务业我们叫商务服务业在中国特别不发达。所以这两块的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特别低,这个很有意思。

    健康和教育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世界的一般水平。教育,美国的水平也很低,因为美国的教育投入很高,但是学生的考试成绩很差,这个蓝点(PPT)在这一块还是很低的,非市场化的服务业还是很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所以就要继续改革和开放。刚才,阎庆民主席也提到了进一步的金融改革,包括雨露副行长包括我们的郭树清党委书记,服务业对外开放,文化产业对外开放,医疗卫生对外开放,教育,特别是金融,我就不重复了。从去年总书记在博鳌会上宣布以后,我们的服务业现在其实是一个大规模的开放。

    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有些开放,现在是设计、审计、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正在开放,电力、民航、铁路、石油等等公用的服务业都在开放,所以整个的开放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市场化的改革和开放毫无疑问是提高服务业的一个提升劳动生产率的特别重要的方面。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从世界的经验来看,在今天这个环境下,仅有改革开放我们还不够,我们还要加上科技的力量。因为当劳动生产率差距是如此之大的时候,我们需要科技的力量来赶上制造业的水平,来维持我们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稳定。所以人工智能在这里会起很大的作用,人工智能正在颠覆未来,它几乎改变了所有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它改变军事,现在无人机可以精准射杀人,如果一千架无人机编队进行武装攻击,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战争?

    改变物质和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这个从根本上又变了。财富的分配最早起源于农民和工人,工人的差别是蓝领和白领,白领是白领的制造业和金融业,今天我们进入的是所有人和科技创新业的差别,是有专利和没有专利的差别,这个收入分配就比较困难了。因为从农民到工人,蓝领到白领是通过教育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专利不完全是教育和努力。所以财富的分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改变整个的社会组织架构,最终我觉得人工智能现在起很大的作用。

    这个是我对人工智能最近的发展做的一个应用的十个主要的方面:我在给深圳市政府做深圳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学了很多东西。人工智能现在可用的东西很多,计算机视觉,语音感知和处理,图像生成最后导航的无人机等等,这样技术已经很成熟,只是一个应用、系统化和平台的问题。

    工业中的比如说产量优化,比如说维护、预防性的体检检测,用的已经很多了。

    我在这里讲一下我在深圳的观察,我发现制造业进入三个维度的数字化过程:第一,垂直维度是第一次能够把制造业从生产的车间这个平面产生数据,汇总到财务、战略和云。所以每一分钟都在产生无数的数据,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海量的实际生产线的数据,能够应用,这个改变了整个的生产过程;

    第二,供应链的管理,供应链的管理它的效率和迭代也改变了整个的产品质量,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变化。300多家供应链的企业都在深圳一个小时的车程之内,他们可以每周一次会议,通过人工智能网络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创新和出新产品。所以这个供应链的管理,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第三,产品在开始生产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我们叫“digital turn(音)”,出现一个虚拟的产品过程。实体产品在生产的过程中,虚拟产品根据两维的信息不断的更新和设计自己,生产的过程就是新产品的设计过程,整个设计完全变化了。制造业的三维变化这是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

    我们看到富士康、海尔运用三维空间的管理已经很明显。

    制造业的自动化是一个巨大的过程,全世界每万人的工人的机器人韩国最高530个,中国很低只有22个,机器人和自动化,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中国制造业是全世界最大的,2004年的时候中国的制造业还只是和德国相等,今年中国的制造业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所以把这些都加起来,制造业提供劳动生产率未来的空间是巨大的,就是从1万亿美元往上走,这是第一条。与此同时也创造了很大的压力给服务业,所以服务业还要猛追。

    物流,这是一个典型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物流现在从生产地到客户的整个的过程自动化程度非常高,我们都可以看到完全自动化的仓库、库存。我们现在看到的外卖小哥、快递小哥那么多的物流只是整体物流产业链的7%。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物流是一个12万亿人民币,占GDP15%的市场,从7%到70%的话,是一个巨大的发展。

    金融,这是2000年我在UBS的美国的交易大厅照的照片。当年一千个人24小时全球交易,我在中国银行工作非常震惊,我想中国银行能有这么一个交易场所,我真是死也值了。

    15年以后人去楼空,被什么取代呢?都被机器取代了。人工智能不是第三方支付,它第一个是在执行理财、交易、配送,现在完全是人工智能化。这个楼都没人了,都变了。所以金融科技金融业在存款、贷款、支付、融资、投资管理,我觉得这是巨大的。AIG,是一个保险公司,它在探讨人工智能对保险业的颠覆,正在到来, 所以这个变化是巨大的。

    医疗,这是一个巨大的服务业我们开放还很不够。医疗,远程的护理、诊断、支持风险评估、研发管理、营销,人工智能走的非常的广泛。

    我把我们国家做医疗的人工智能做了一张图表,把它进行分类,把六类业务内容,在远程预防和护理有无数的企业已经做得很好。影像识别,现在肺癌很普遍,通过眼睛测试你的糖尿病,现在已经很普遍。

    医疗方案也很多,研发也很多。我特别惊讶的是医院的运营的优化和营销反而很少,我想唯一能解释的是因为医院现在还不完全是市场化的运作。所以它的技术化和现代化也就比较落后,所以这个挺有意思。

    所以人工智能加总分析的话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很大的,中国可以从6.3%提高到7.0%左右到2035年的话。这个从中国跨越鸿沟,从关键点往前走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我把中国所有的主要的人工智能企业分成十类,金融、安防、无人机、无人驾驶、机器人等等十个主要的行业分成应用、技术和基础来。我们的强项用黄的颜色标出,还是在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我们的云计算正在赶上,以阿里为首,阿里占一半左右,三大巨头在世界上还是有竞争力的。我们的强项在应用,但是我们逐渐在技术层面有所突破,所以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实,中国最大的强项是需求端好,供给端不平衡,视觉与图像现在开始领先。

    在这个基础上技术就可以往前推动,人工智能最大的特点是规模会推动技术,这又是一个很新的办法,这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创新和赶超的新的途径。当中国的电商在整个商务比重超过美国以后,规模带来效率,现在阿里巴巴每秒的支付的处理速度是美国最快速度的3倍到4倍。所以这个就是规模带来的技术,有这个路径我们对未来就很有信心,可以继续发展。 

    所以国务院发了几个文强调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战略目标,2020年是一个同步,2025年领先,2030年是成为世界的中心。所以这个重大的人工智能战略在支持改革和开放,来提高我们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回到赶超,我们把很多国家放在一起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蓝颜色的是波兰,它也有一个反弹,紫颜色是智利也有赶超,这个是韩国,已经是美国人均GDP的65%,中国正沿着韩国的路往前走。这是关键的五年,这是关键的供给侧改革的五年,这是关键的市场化开放和科技化的未来发展的五年,所以中国正在迈入高收入阶段,关键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迎接挑战,我们需要继续改革开放,迎接挑战,我们需要加快科技的发展,这是最大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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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芯片的“单点突破”能让联发科收复失地吗?

    AI芯片的“单点突破”能让联发科收复失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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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曾经占据中国智能手机市场40%份额,曾被称为“山寨机之王”,却因为突围高端失利而一度存在感薄弱的联发科,因为此次“断供”风波开始被人提起。人们发现,近几年低调退守的联发科,正在通过领跑AI芯片潮流收复失地。

    2019年第一季财报显示,联发科实现了本季40.7%的毛利率,并创下3年半以来的新高,而2018年推出的Helio P60/ P70到今年五月已经卖出了5000万颗。

    而联发科在去年12月发布的Helio P90,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Z)所研发的AI Benchmark 跑分软件上超越了高通骁龙855与麒麟980,在AI性能上拔得头筹。

    P90之所以在AI性能上表现出众,一方面是从硬件架构上内置了自主研发的双核神经处理单元;另一方面,联发科在异构计算深入优化、在针对不同AI代码的兼容性上下足了功夫。

    虽然AI性能并不能代表一枚芯片的综合水平,但凭借强大的AI引擎,Helio P90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加灵活的方式,支持复杂性更高的人工智能需求,如进行人体姿态识别,并且除智能镜头、深度学习人脸识别、实时美化、物体和场景识别之外,它还能够促进实现AR与MR在终端进一步商用。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目前能够直接感受到的是影像水平的大幅度提升。为了展示Helio P90媲美单反的影像质量,近日联发科召开了一次沟通会,展示了AI能为手机摄影带来的“质”的飞跃。

    据联发科技 多媒体研发部开发处 副处长陈颖睿博士介绍,Helio P90在摄影方面的AI强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噪点抑制;对比度强化;动态范围优化。将有效弥补手机感光组件和动态范围小、低感度的“短板”,从而可以大幅提升在夜景随拍等复杂光线下的影像表现,实现细节、颜色和清晰度的真实还原。

    对于AI相机,联发科也有着独到的理解,联发科认为AI Camera=APU+ISP,也就是APU提供的强劲AI算力,再加上多核ISP才能实现“真AI相机”。

    据了解,联发科Helio P90三核ISP可以同时开启,并支持三焦段光学变焦无缝切换。全新ISP加上独立AI处理器,专为提升AI拍摄体验而设计,以AI模型学习大感光元件拍摄效果,突破传统CV极限,更加适合超低光源环境,且14-bit高动态范围ISP保证了在保留更多原始影像细节的同时,避免因降噪而造成色彩失真,通过AI多帧降噪处理,在暗光拍照、动态人像上都有出色表现。

    联发科Helio P90能够提供非常精准的AI脸部侦测,即便是强背光环境等极恶劣环境都依然准确,速度也更加快,还可以克服侧脸、转头、远距离人脸、动态模糊人脸等极限场景,并且为实时监测,同时还支持人脸识别、性别识别以及动向预测等,在保证高准确率的同时,还能保证功耗更加的低。

    实际上,联发科在影像质量上的优异表现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从Helio X20到Helio P90,联发科的Imagiq技术已经发展到了第四代,经历了从手工打造到cv算法再到AI算法的演进过程。

    虽然高通等芯片厂商,华为、苹果等手机厂商在AI提升影像质量上都早有发力,华为P30还因为算法优化过于“激进”而引发争议,然而目前的AI能力仍然集中于旗舰机型,并未普惠到中端乃至低端机型的更广泛用户群体。

    这些用户目前仍然只能通过手机应用来进行软件层面的影像优化,但受限于硬件性能、处理器能力,影像表现仍然与高端旗舰机型差距明显。而联发科则希望能进一步拉近这一差距。

    而在去年12月的Helio P90发布会上,在一组显示P90 AI降噪功能的PPT中,联发科表明只需规格更低的CMOS也能接近旗舰产品高端摄像头模组的效果,这意味着P90对于硬件参数并非顶级的中端机型更是性价比之选。

    现场,据联发科技表示,搭载联发科P90的终端机将于近期上市。在5G概念尚未进真正成为市场引擎时,AI性能的“普惠化”有可能是是联发科近两年的突围机会。

    只不过,在AI性能上的“单点突破”并不一定能保证Helio P90必然能够占领市场。毕竟,影像虽然是手机的重要功能之一,却并非用户体验的全部。CPU、GPU性能才是任何APP都能流畅运行的直接保障。在这方面,联发科要补上的“功课”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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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头线下混战新消费

    巨头线下混战新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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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钛媒体注: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燃财经(ID:rancaijing),作者:黎明,编辑:魏佳,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2015年,马云和王健林有过一次辩论。

    马云将线下实体经济比作坦克,线上互联网比作飞机,称坦克飞不上天,但飞机可以上天,所以坦克需要插上互联网的翅膀。

    就在这一年,盒马鲜生成立,临时办公地点就在阿里云的上海办公室。第二年,盒马鲜生第一家店在上海金桥广场开业,将坪效做到了传统零售的3倍。

    紧接着马云提出了新零售的概念,阿里集中兵力,开始从线上大规模进军线下,互联网巨头开启新一轮线下的跑马圈地。

    时至今日,互联网公司围绕线下场景的布局和竞争,依旧战火延绵。

    5月15日,苏宁易购宣布此前收购的37家万达百货门店,全部更名为苏宁易购广场。同样在这一天,红星美凯龙宣布获得阿里的投资,合计占股超过13%。最新消息是,红星美凯龙已与阿里巴巴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动行业的线上线下业务融合。

    两天后,瑞幸咖啡带着2370家线下实体咖啡门店,成功在美国纳斯达克敲钟,IPO当日市值一度暴涨超过50%,突破50亿美元。

    在巨头和明星创业公司高调举动背后,更多线下的突围之战正如火如荼。

    如今发生在新消费领域的竞争和布局,就像一场真实的战争。战役前期主要靠线上,飞机呼啸而起狂轰乱炸;后期则将难啃的骨头扔给线下,靠坦克和步兵组成的地面部队打扫战场。

    问题在于,飞机可以横冲直撞,坦克只能稳步前行。换言之,线下之战非一日之功,这是一场长久的战役。

    对于创业公司而言,当前的战局已跟数年前互联网的线上玩法大相径庭,线上流量红利衰竭,线下机会却已不多。而巨头早已成型,他们的意志贯穿在线下的战火纷飞里,让创业公司遭遇突破难题。

    或许,只有同时娴熟玩转线上线下的公司,才能在未来保持长久的生命力。 

    巨头的意志

    如果你还以为BAT是纯粹的互联网公司,那么你的观念需要转变。

    以阿里为例,“联华超市”、“快客便利”、“欧尚”、“大润发”、“银泰”、“苏宁云商”、“三江购物”、“红星美凯龙”,这些大众耳熟能详的线下实体商超或大卖场,早已被阿里收入囊中。它们或接受阿里一定比例的投资,或被阿里全资收购,成为阿里线下零售布局的一块拼图。

    阿里重要线下资产布局  整理 / 燃财经

    据不完全统计,从2014年开始,阿里已经累计投资了近十家线下大型实体商超,直接或间接控制上千家实体门店。另外,阿里还布局了菜鸟网络,投资了快递业的头部企业“四通”。阿里在去年投资电梯媒体分众传媒,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阿里对线下的布局并非随意为之。信益资本合伙人郝信星向燃财经表示,“大多数巨头已经完成了线上流量的积累,想要赚取更多利润和资源,需要布局线下,把线下当作利润的重要来源。当然,BAT也没放弃过线上流量的继续争夺。”

    腾讯已经和家乐福、步步高达成了战略合作,投资永辉超市占股5%。腾讯在线下的布局虽不如阿里步子迈得大,但也有章法可寻。

    除了BAT级别的大巨头,一些在线上将流量玩的炉火纯青的互联网公司,也纷纷抢滩线下,生怕被落下。小米加速布局小米之家,网易考拉推出了全球工厂店,京东推出生鲜美食超市7FRESH,并布局京东便利店,内容创业公司“一条”也在线下开设实体门店。

    这些互联网公司吃透了上一波互联网创业的红利,对流量极其敏感。在泰合资本管理合伙人胡文钦看来,中国纯电商的渗透率已经达到50%以上,阿里和京东在财报中对GMV的披露越来越少,就是因为已经能够看到纯电商后续增长的天花板。

    线上的流量逻辑并不难理解,告别流量红利也几乎成为互联网人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既然线上流量触顶,那么为何不是线下整合线上,而是线上反攻线下呢?这就像当年王健林反驳马云一样:飞机是从地面起飞的,而且最后也会落到地面上。

    最直观的答案是,传统线下业态的增速比线上还要低。2018年,线下超市、百货、专卖店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2.1%,如果将范围进一步扩大,大量的线下业态处于零增长或负增长状态。

    大业态整合小业态、增速快的业态整合增速慢的业态,已经成为零售业内被验证的生存法则。胡文钦称,线上的电商公司具备线下所不具备的互联网能力,同时自己的增速出现瓶颈,所以需要以一个更互联网化的方式,去切入到线下原来不太好解决但是互联网技术又能明显提高效率的品类。

    换言之,互联网的线下之争,是一场自上而下、贯穿了巨头意志的流量和场景之争。 

    创业公司的难题

    巨头通过资本和体量优势,迅速占据了线下主要的流量入口。创业公司则各显神通,在线下各种零碎场景展开激烈巷战。这让2019年的线下零售,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境况。

    咖啡市场是一个观察线下零售独特的视角。

    瑞幸咖啡在2018年将线下门店开到了2073家,2019年第一季度又火速新开297家,一度刷新业内开店记录。它在5月17日成功赴美IPO,首日股价大涨50%,但第四个交易日即跌破发行价。

    亏损和不计成本开店,曾让这家公司饱受争议。瑞幸咖啡创始人钱治亚却在今年初的战略发布会上称,将在今年把店面开到4500家。

    抛开线下店面的管控难题,极少有创业公司能有瑞幸咖啡这样的超强融资能力。一手融资,一手开店,这是线下打法的标配。

    连咖啡在2019年2月先后关闭了北京和上海的多家门店,占比高达30%,在此之前它刚宣布将在一二线城市加速开店。但关店消息爆出后两个月,连咖啡又获得新一轮2.06亿元融资,得以续命。

    2010年就已经成立的鱼眼咖啡,也在2019年1月宣布完成数千万元人民币A轮融资,称要进一步扩充店面,并采用了线上线下结合的新零售业态。

    和巨头互联网公司不同,对于创业公司而言,这是一场自下而上、主动拥抱互联网来夯实线下实力的角力。

    不得不承认的是,线下开店是个辛苦活。严重依托物理扩张的商业模型,无法和线上纯流量的高裂变高爆发性相比。

    英诺天使基金合伙人王晟表示,虽然现在线上流量变得越来越贵,但他不认为线下创业对创业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线下反而更适合巨头公司。

    他举例说明,线上和线下的规律不同,前者资产轻试错成本低,拼得更多的是效率,在线的业务不是大鱼吃小鱼的生意,而是快鱼吃慢鱼的生意,小的企业能够在巨头措手不及的情况下从一个细分迅速做大,但巨头在一个业务上投入的能力还未必有小企业多,美团、今日头条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崛起。后者资产重、成本高、试错机会太少,而且整个业务的增长速度会慢很多。

    在一定程度上,回归线下,意味着告别了在线上靠飞机狂轰乱炸一马平川的时代,线下拼刺刀比拼的是爆发力、耐力以及是否能够继续获得资本的青睐。

    DCM投资副总裁魏萌对燃财经表示,从商业效率而言,线上的放大性会更强,线下的管理半径和开店速度受到的限制较多。从美元VC投资的逻辑来看,DCM依然以投资线上、回归互联网本质的商业模式为主。

    当线下业态在新消费模式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时,对于创业者的综合素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天图投资合伙人张海燕告诉燃财经,对以往只是做过互联网相关业务的人来说,首先要学习线下开店的规律,打磨每个环节,减少阻力,提高效率。多数线下的生意很难持续有超额利润,所以效率要比别人高两三个点,最终才能生存下来。

    另一方面,创业者在观念上要更加重视精益创业。很多互联网人在以往的经验中格外强调速度,但在线下创业,要把基础的模型做好之后,再去加速、放量,这才是一个成功的概率更大的做法。除非像瑞幸一开始就拿这么多钱,否则一个错误下去就没有机会了,多数人没有那么多资本去支撑它在早期连续犯错。

    在信中利资本联席董事李翯看来,运营线下在选址、房租成本、人员培训管理、供应链统筹等方面都藏了很多坑,很多企业在规模化扩张或跨地区扩张的时都会遇到瓶颈。

    不过,她认为线下天然具备社交属性,也提供了体验式和即时性的消费场景,这是绝大多数消费者的刚需。现在消费者太多元化,不像以前盲目迷信大平台、大品牌,所以很多细分领域都会有新的机会,比如美妆、餐饮、教育等。

    线下实体商业的未来

    业内常用“改造”一词,来形容线上对线下的冲击。但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是,线上和线下的人为划分,似乎不再贴合如今的格局。

    菜市场的新战事,在2019年上半年兴起。这曾经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即便是五年前的O2O大战,也并未给这个行业带来多大改变。如今,巨头和创业公司却盯上了这块尚未发掘的蛋糕。

    美团在今年1月上线了“美团买菜”APP,盒马鲜生在3月开了一家“盒马菜市”,饿了么和当红的生鲜电商叮咚买菜达成战略合作,并宣布买菜业务已进全国100城。

    这一轮菜市场大战,相比曾经的生鲜外卖,线上线下的融合渗透要更高。以盒马菜市为例,除了能够实现线上下单和线下配送,还有线下的实体店面展示、体验和交易功能。叮咚买菜则是依托线下的前置仓,通过前期的重资产投入建立行业壁垒。

    只有线上资产,依靠流量组织形式的创新来获得高增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纯线上的玩法已经不再时髦,线上线下已经成为相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二者的界限愈加模糊。

    另一方面,一些互联网巨头为了支撑线上业务而建立的线下团队,则开始以一种基础设施的形式被释放给第三方公司。

    京东曾因为自建物流而备受争议,但在日后的发展中,京东物流成为京东在线下最昂贵的资产。京东物流在2017年被集团剥离,并向社会开放,承接京东商城外部订单,后来又推出了个人快递业务。

    美团在今年5月发布了新品牌“美团配送”,对外开放自家的配送平台。美团旗下数量庞大的配送大军,成为美团拓展业务边界的着力点。

    无论是京东物流,还是美团配送,这些基因纯正的线下资产,在互联网对线下零售的渗透率超过50%的当下,实际上已经成为线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一轮新兴的咖啡品牌,无一例外贴上了“新零售咖啡”的标签,咖啡外卖几乎成为标配。瑞幸咖啡的新用户在消费时,必须要下载它的APP才能进行购买。即使是姿态一向高傲的星巴克,也不得不暂时忽略线下实体消费“第三空间”的概念,转而推出外卖咖啡。

    对于线下实体零售而言,互联网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对于互联网巨头,拥抱线下,则可能是未来十年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按照马云的类比,互联网是飞机,实体经济是坦克,那么在消费零售战役的第一回合,是由飞机充当主角的空战。那么在第二回合,将是海陆空协同作战的全面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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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互联网20年野史,看华为鸿蒙等“国产”系统的突围之路

    从互联网20年野史,看华为鸿蒙等“国产”系统的突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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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五矩

    “国产系统是个伪命题,所有的国产系统基本都是Linux的变种,而Linux作为一个开源的全球系统。我们基于人家的基础做,怎么就成了国产了?”

    “以前做不出来是人才少,产业链不成熟,现在国内能做系统的人很多,只是我们理解的系统有差异,个人PC或手机上的端系统,之所以没有是生态问题没搞定,而灯泡和摄像头里的系统,深圳好多公司都能做。"

    这是2004年1月,曾被《程序员杂志》列入“影响中国软件开发的20人”第一位的陈榕,在接受五矩采访时谈到印象最深刻的2个观点。

    2019年5月19日,随着谷歌母公司传来“Alphabet将停止与华为的业务合作”的消息,国产系统的命题似乎成了茶余饭后的香饽饽。

    而谷歌、微软和苹果作为今天距离万亿美元市值最近的三家科技巨头,无一例外的都在安卓、IOS和Windows三个系统的领域,“垄断”着全球手机和PC市场最赚钱的“命脉”。

    在三家公司的最新财报中,微软仅2019年Q1季度的营收就达到了306亿美元,可以直接买下四分之三个百度。

    2019年5月23日,除了美国的谷歌停止了安卓的核心服务外,英国的ARM公司传来了“正在遵守美国政府制定的所有规定”的最新消息。

    这也意味着,华为除了在系统的软件层面受到了谷歌的限制外,与系统生死相关的硬件芯片市场也已经遇到了威胁。

    事实上,早在今年三月,余承东就曾声称:“如果哪天安卓不给我们用了,我们还有B计划”。而在今年5月19日谷歌传出“停止给华为安卓授权”的第一时间,华为鸿蒙便以神秘面纱出现在了媒体报道中。

    来自搜狐网 月光科技

    当美国发难,系统遇阻,从早年的互联网三剑客“王志东、张朝阳和丁磊”,到BAT的李彦宏、马云和马化腾,回顾中国互联网的20年,我们做了搜索、上了电商、有了社交,不缺互联网精英的中国,为何却错过了操作系统的生意?

    如果时光重塑,往事重来,国产系统会在破釜沉舟的努力下得到救赎吗?

    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备战至今,面对国产系统难产的现状,我们的突破口又在何方?5G会成为华为鸿蒙的新机遇吗?

    中国的互联网前夜 

    与国产系统有关的一切的起因和历史,都要从2000年以前,中国的互联网前夜说起。

    那时的中国在恢复高考20年后,随着90年代第一批接触互联网的年轻人步入社会,已经初步培养起了第一批互联网从业者,其中最具代表的莫过于新浪的王志东、网易的丁磊以及搜狐的张朝阳。

    他们三人,因为都在90年代创办了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公司,而被誉为“网络三剑客”。

    其中,张朝阳的学历最高,先是在198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而后又通过考取李政道奖学金赴美留学,并于199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在麻省理工学院继续博士后研究。

    就这个留学经历而言,张朝阳换个名字,换个身份也是国内一线的顶尖人才,何况那时还是中国的2000年以前。

    1995年,张朝阳从互联网的发源地美国回国后,于1996年8月创建了爱特信公司,而这家公司在1998年推出搜狐网,同时更名为搜狐公司。

    中间张朝阳 图片来自都市快报

    和张朝阳相比,王志东和丁磊分别毕业于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和电子科技大学。

    虽然二人的学历不及张朝阳,但王志东创办新浪之前,曾在北京大学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以“中文多窗口图形支撑环境”为课题度过一段时间,而丁磊则在毕业2年内,做到了Sybase广州公司技术支持工程师。

    1980年代末,个人计算机开始进入中国,当时包括中国政府部门的在内的所有个人计算机几乎全部是安装MS-DOS操作系统。

    1990年后,基于Windows的成功,国内的知识家庭开始配统一配备Windows系统的私人电脑,而在三人创业已经步入正轨的2000年,Windows已经成为国内和国际PC市场的标配。

    2000年,作为互联网泡沫破裂的繁荣前夜,微软市值一直维持在6000亿美元上下左右浮动,而2000年互联网三剑客作为国内互联网商业公司的顶尖代表,新浪12亿美元加网易4.65亿美元和搜狐4.9亿美元的市值,显然还不够微软帝国一个分支部门的体量。

    而这种体量上的差距,也决定了国内正常市场下的人才基础,只能做和微软合作的生意,而做不了和微软对抗的买卖。

    事实上,早在90年代微软崛起前,国内就已经开启了计算机启蒙的教育课程,但在当时缺乏互联网产业的前提下,国内的互联网人才和技术码农,培养来培养去,大多也只能为来中国的外国公司做了嫁衣。

    据五矩采访曾经做过“国产系统”陈榕表示:2000年时的中国,整体的工业实力和产业环境不允许“国产”系统的问世,无论是当时从业者在技术学习上的认知代差,还是系统做完后的测试环境,都在研发路径上走不通。

    系统的重要性,通过微软的市值便可窥见一斑,但要想制造一个国产系统,除了有钱、有市场,还要有产业链和人才链。

    相比于三大门户在市值和资本体量上和微软的差距,市场、产业和人才才是那时的中国互联网市场,要想自研国产系统最稀缺的资源。

    首先从市场而言,那时的中国PC启蒙教育用到到系统和教育软件全部基于微软的全家桶,在一个国内连办公软件都无法自己研发的时代里,游戏和娱乐应用的兼容性差异,微软靠着产品大把赚钱和国内企业做着补贴四处亏钱的现状,已经在市场层面宣告了自研国产系统的结局。

    其次,国产系统的研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就像微软和英特尔的搭配关系,缺一不可。而当时国内即便有着做出“Windows”的实力,但却在芯片研发和制造上基本处于真空状态。

    据一位知乎网友介绍:80年代美国已经开始玩集成电路的当下,中国国内却依然停留在堆晶体管来造收音机的水平。连制造的机器都没,基于英特尔在X86复杂指令集设计架构上的绝对垄断,就更别提芯片研发的实力了。

    最后,造成这一切困局以及今天困境的根本原因,除却时间起步上的原因外,最根本的问题只在于产业链缺失背后,造成的人才缺失。

    早在20年前,美国靠着微软和英特尔不断向社会输出有着实战经验的顶级精英时,中国的大部分潜在天才,却还在学校的课堂上听老师讲着“与门和非门”的理论课。

    即便“精英毕业”,缺乏产业链公司收留的他们,要么成了电脑售后的客服代表,要么借着山寨手机的崛起做着东买西卖的生意。

    2000年以前的中国互联网市场,与其说是“国产系统”的萌芽,不如说是中国互联网新生力量的从零出发。

    试验田与种子基因 

    2001年,眼看着微软帝国逐渐壮大,国内市场力量跟不上,国家力量便开始联合高校、企业和科研单位进行了另类的突围之路。

    2001年中旬,中国国防科技大学、中软公司、联想公司、浪潮集团和民族恒星公司联合作研制的商业闭源操作系统——麒麟操作系统(Kylin OS),这是维基百科上已知最早的国产操作系统之一。

    图片来自山木论道

    2004年,武汉深之度科技有限公司又推出一款名为“Deepin”的开源操作系统。它是基于Debian的不稳定版本的一个Linux发行版。可以运行在个人计算机和服务器上。

    据DistroWatch的数据显示,在2017年以前,Deepin(深度)是最受欢迎的源自中国的Linux发行版。

    和深度以及麒麟相比,红旗Linux是国内立项最早的国产操作系统之一。

    据公开资料介绍:红旗Linux的诞生源于1992年海湾战争和1999年北约入侵南斯拉夫联盟科索沃地区时,成功运用信息战瘫痪了对方几乎所有通讯系统,于是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奉命研制基于Linux的自主操作系统,并于1999年8月发布了红旗Linux 1.0版。

    2000年6月,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和上海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了北京中科红旗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2001年3月,信息部又通过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CCID)和北京赛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向中科红旗进行了96万美元的注资。

    红旗Linux作为中国最早研制的国产操作系统,其命运却并未在多家机构的照顾下走入辉煌,反而在2014年2月10日,因为经营困难而由中科红旗贴出清算公告。

    2014年8月15日,中科红旗卖身五甲万京信息产业集团。2015年,经历重组后的红旗Linux以主打金融圈应用继续运作,主要针对自动提款机定制系统。

    据维基百科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国内大约有7万台ATM机采用红旗Linux操作系统。

    除了红旗、深度和麒麟外,此后的十多年里,国产系统在诸多学者和力量的推动下,先后还曾诞过被命名为:威科乐恩Linux、起点操作系统、凝思磐石安全操作系统、共创Linux、思普、中科方德桌面、普华Linux、RT-Thread RTOS、中兴新支点、一铭和优麒麟等十多个国产操作系统方案。

    这些系统,都是基于Linux系统上的再改进,通过减少虚拟机进程数量,或加强了安全,或强调了办公。

    用陈榕的话来说:“当一台电脑只能运行一个程序的时候,再不安全的环境也能变的安全,因为病毒的切入也是需要后台配合的。”

    和遍地开花的”国产系统“数量不同,这其中的大多数操作系统,都只是零零散散的被装在实验性的电脑上,即便十几款系统的总和相加,其市场当量也不及微软一家的万分之一。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除了第一部分提到的一些观点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Windows系统是微软的赚钱利器,所有的技术研发投入都有稳定回报,并且这种赚钱模式已经和硬件厂家英特尔以及软件厂家形成了稳定的利益联动。

    而国产的新兴的系统与微软的利益联盟相比,更多只是在做单打独斗的过场戏。好比擂台摆好了,没有人来唱,有人唱了也没有多少人来看。

    毕竟,过去研发的国产系统中,最初的目的就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安全和其他目的。

    新兴的互联网势力 

    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欣欣向荣的中国互联网浪潮在刚刚起步的萌芽阶段便被打了个倒春寒。随着倒春寒的消退,心里有着国产系统梦的阿里巴巴开始渐露头脚。

    而在2010年以前,随着谷歌、ARM和高通新联盟的崛起,操作系统的商业战争也随着手机市场繁荣与3G和4G一起,进入移动端市场。当然,比起谷歌联盟更为迅猛的,是一家名为苹果的手机公司。

    PC市场的失利源于早年中国互联网市场的整体孱弱,而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个格局直到2010年以前也并未得到过什么本质上的改变。

    因为2010年以前,在互联网世界的前十强名单中,不仅没有BAT的位置,反而还有了百度是中国谷歌、腾讯中国脸书而阿里是中国亚马逊的说辞。单以中国版XX命名本身,已经足见BAT在当时互联网界的地位。

    事实上,以2009年BAT三家分别120亿美元、110亿美元和240亿美元的市值而言,中国版谷歌(2009年谷歌市值是2000亿美元)、亚马逊和脸书的形容背后,倒也格外贴切。

    图片来自投资界

    市值是企业自身实力的真实表现,因为如果100亿美元的市值意味着可以供养1万程序员,那么1000亿美元的市值背后,则意味着可以为国家揽下1万程序员精英和5万程序员储备。

    2010年,随着BAT三巨头的地位确立,也预示着中国互联网赛道进入下半场的枪声即将响起。

    而早年实力不济的阿里巴巴虽然在2000年到2010年并未涉足国产操作系统,但中国互联网市场的崛起,却为阿里巴巴在2010年以后的下半场竞争,做足了准备。

    与互联网软件服务同时进入预备期的,还有与国产操作系统相辅相成的芯片产业。

    其中,2004年成立的华为海思在2008年推了“麒麟处理器”的雏形K3V1,而中芯国际等企业,也开始了对光刻机的引进之路。

    虽然坎坷、曲折,但却为今日的困境之光埋下了“人才”和产业的种子。

    阿里的入场和退场 

    2011年,随着互联网三巨头的确立,阿里巴巴的第一炮便是转战移动操作系统。

    不过和三巨头身份不符的是,这次移动端的布局开头只有阿里巴巴的阿里云OS曾与谷歌安卓、苹果IOS以及微软WP进行了PK式交锋。

    图片来自智东西

    其中,阿里巴巴在2011年7月28日推出基于Linux的阿里云OS,而百度虽然曾在2012年基于推出了百度云OS,但和阿里云OS属于独立系统相比,百度云OS和小米的MIUI属于同一性质,仅仅只是安卓的再改造。

    2012年9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阿里云OS将独立于阿里云事业群运行,并投入2亿美元将阿里云OS上升到战略及产品。

    而就在阿里独立阿里云OS之前的9月13日,原定与宏碁联合推出搭载阿里云OS的A800新手机发布会突然取消举行,据谷歌当时对国外媒体透漏:宏基属于安卓联盟成员,不得使用非安卓之外且兼容安卓的系统。

    安卓联盟的厂商走不通,阿里巴巴便将目光盯上了素来与谷歌和高通联盟不和的魅族。

    只是两家公司的联姻十分隐秘,相互合作的事情,直到2015年魅族在多款机型上搭载阿里云OS系统后才得以公示。

    2014年7月,阿里云更名为YunOS,并以唯一的移动操作系统身份,入围2014年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商名单。

    2015年,随着魅族在阿里云OS阵营的站队,2016年阿里巴巴集团OS事业群总裁张春晖曾对媒体介绍:“2015年YunOS新增用户同比增长700%,而在2016年第一季度,新增用户1700万,出货量占国内智能手机市场比例达16.08%”。

    只可惜,尽管当年YunOS当年鼎盛时做到了安卓和IOS之后的全球第三大移动操作系统,但单凭魅族的市场体量和阿里巴巴在安卓生态的号召力,始终没有“手机的移动系统端市场”扭过谷歌和高通的联合封杀。

    搭载了阿里云OS系统的魅族手机截图 图片来自百略网

    2016年下半年,随着谷歌对大量应用的技术性“隔绝”,YunOS在移动端的市场快速下降,甚至当时在资本关系上与阿里相亲相近的魅族都已经少有YunOS的机型推出。

    随着C端的市场遇冷,阿里意识到移动市场的策略失误后,便将YunOS的开发方向转向物联网操作系统领域。

    2017年9月28日,YunOS改称AliOS。此后不久,AliOS以开源的方式,正式推出面向IoT领域的轻量级物联网嵌入式操作系统AliOS Things。

    来自YunOS社区

    根据维基百科上的公开资料显示,阿里云OS采用了和安卓相同的Lunix内核,并由此实现了兼容安卓应用。

    在五矩与一位360工程师的谈话中,这位工程师透漏:华为在被谷歌停止合作后,新的操作系统一定会从Lunix中诞生。因为只要想让这个系统获得生态能力和国际市场的公信力,这几乎是所有个人端系统的必然宿命。

    而在中国企业唯一的国产移动操作系统布局上,陈榕也对阿里巴巴的做法表示了肯定。

    因为在五矩问及”如果国内有那几家公司可以深度定制基于Linux的个人端操作系统“时,陈榕只给了两个答案:要么是阿里,要么是华为。

    另外,陈榕认为:“阿里的失败是企业基因问题,2014年的阿里还是以电商基因为主的企业,电商作为能为阿里带来最多资金的业务,也就受到了阿里的最多资源照顾,所以尽管阿里在系统上投了几十亿的资金(包括对魅族的投资),但和微软哪些靠系统吃饭的巨头相比,还是九牛一毛"。

    陈榕还补充道:“要做系统必须对外足够开放,就像谷歌当年对安卓的做法,让别人看到诚意才会有人参与系统的生态建设,才能形成稳定的产业联盟。”

    图片来自百略网

    显然,阿里的YunOS开放的有点晚了。

    在五矩看来,阿里与谷歌安卓的这段对抗史,颇有些谷歌逼迫华为走上梁山后“阿里云OS续集”的意味,只是华为和阿里相比,华为的处境在被ARM停止合作后,其面临的压力更大。

    另外根据目前的已知消息来看,华为鸿蒙和阿里云OS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华为鸿蒙不仅仅适配于手机端的操作系统一个点,而是从手机、电脑、平板、电视、汽车和智能穿戴设备等多个场景都进行了打通。

    不久前,一位网友曾在微博投稿:上海交通大学某教授带领华为操作系统团队开发了一个自主产权操作系统——鸿蒙,其对Linux大量优化(已开源),并已用于华为手机中(安全部分)。

    而根据华为手机CEO余承东曾在一个老友群中对“华为自主研发的操作系统最快在今年秋天、最晚到明年春天就会上线”的透漏。

    某种程度而言,华为鸿蒙的出世并临时起意,而是早有准备。

    5G与国产操作系统的突破口 

    2019年是个特殊的日子,因为从通讯发展史来看,今年几乎可以被定义为5G元年。

    在陈榕眼中,如果华为没有遇到今天的磨难,随着5G的普及,操作系统的市场格局一定会被重写。

    因为就在2018年,微软放弃了Windows的后续大更新,直接将Windows并入了云计算部门;而谷歌的安卓在经历了从1.0到4.0的大更新后,后续的升级也越来越难以突破安卓在用户体验上的有效提升。

    事实上,据陈榕介绍,早年期间一些西方公司也有针对安卓的变种系统存在,但这些系统都死在了安卓快速迭代的体验更新上。

    而今天的安卓,面对安卓P与安卓Q几乎细微到无法察觉的变动,谷歌授权与否在安卓系统本身的意义上,已经对华为影响甚微。

    除了系统,五矩还和陈榕聊了ARM停止对海思授权的新闻。

    据陈榕介绍:5G的普及将会弱化芯片等硬件公司在个人系统体验上的存在感,因为未来的5G网络下,手机只是运行虚拟机的载体,而虚拟机主体本身就已经通过阿里和华为这样的公司,实现了线上的实时交互。

    所以,买手机看骁龙处理器,还是联发科处理器的日子,可能会成为类似BB机的一段历史。

    但陈榕也强调:“不是说硬件不重要,而是硬件在消费端变得可有可无,但企业端依然是重要的产业核心环节。”

    最后关于华为和国产系统,陈榕对五矩评价到:

    别惹事,不怕事,能说出“通过网络架构重构来解决可信的问题”之人,背后必定有其工业实力和运筹帷幄的信心。

    人才、产业和未来 

    回顾中国操作系统20年,人才和产业缺失是早年“国内操作系统市场”难以问世的最大阻碍。

    微软、苹果和谷歌能够利用操作系统的垄断优势独霸世界,不仅仅是源于微软、苹果或谷歌的伟大,而更多是源于微软、苹果和谷歌在美国拥有的人才基础。

    当全球顶级的十个计算机专家汇聚一起,随便办个公司,不用介绍也能轻易拿下1000万美元的估值。而这便是曾经发生在美国科技强国的故事。

    20年前,总市值不足50亿美元的新浪、搜狐和网易,带着我们的程序员攒起了第一批中国编程人才的基础;

    2004年,华为海思成立,带着中国的芯片精英用十五年拿下了全球IC设计公司第五名的名次;

    而2010年总市值不足谷歌五分之一的阿里巴巴在互联网的浪潮中,又带着中国的编程人才用阿里云OS,打响了国产移动系统的第一枪。

    20年过去,我们虽然未曾在国产系统的市场上获得过任何完胜,但时间也给予了我们在国产系统上对产业和人才的成长的空间。

    2019年,据网信办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8年)》显示:中国目前大约有1677万的互联网从业者,其中技术岗位(并非全部都是程序员)的从业者占总人数的45%,约为750万人。

    而根据第三方知名数据统计机构IDC的调查,2014年时全球约有1850万名程序员,其中中国占了世界的10%。

    今天尽管五矩没有查到中国程序员在全球的整体比重,但基于中国互联网人才大爆发的事实,想来也不会少于20%的比例,而这个比例基于中国是世界第一大互联网市场的事实,已经给了我们开发适合中国人自用、自理、自立的个人端系统的条件基础。

    2018年,媒体人梁宁在《华为老兵讲国产操作系统背后的故事》里慨叹:“就像10多年前一样,只要搞定知识产权问题,选择技术路线,找会干的人,投入干,CPU/芯片就能够做出来。”

    “搞不定的依然是操作系统。差距大的依然是生态。当年,绕得过Intel,跨不过微软。如今,绕得过ARM,做不出安卓”。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其中的往事,怕是只有陈榕老先生这样切身参与过的人,才知道哪些纷纷攘攘的时间里,究竟埋藏了多少“不可说”的真相。

    而细观中国国产系统的真实往事,五矩觉得:与其担心已经将商业模式普及到人人皆知的互联网产业,不如自我反思下,为何工业硬件上只有一个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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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的Q1过去了,全球流媒体的战况如何?

    2019的Q1过去了,全球流媒体的战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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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涵的硅谷成长笔记

    截至上周,Netflix、腾讯、爱奇艺等中美流媒体头部企业,均交上了第一季度(Q1)的成绩单。

    各家表现如何?未来又有哪些看点?今天就来分享给你。

    整体市场:平稳增长

    每年的第一季度,中美各家都在休养生息,毕竟都刚过了大节。

    最关键的,广告主爸爸的新一年预算可能还没完全批下来。整体来看,流媒体巨头的中美玩家表现都比较平稳。

    Netflix率先在4月中旬发布财报,订阅人数继续提升,创造历史新高,全季度新增960万人,全球达到1.48亿,全季度收入达到45.2亿美金,同比增加22%。

    以上结果虽均超预期,但Netflix给出对自己第二季度表现的预期,却不能让投资人满意,盘后跌超7%。

    国内的优爱腾三家则均在上周发布第一季度财报。

    先看腾讯视频,这方面的表现数据在财报中归入“数字内容”版块。

    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跟上一季度相比,订阅用户数没涨,广告收入也没涨。腾讯将其归结于“热门剧情延后播映。”

    爱奇艺方面,订阅会员数再创新高达到9680万人,这一数字也成为国内流媒体订阅人数新纪录。

    但由于其第二季营收预计的69.1亿~72.9亿人民币不及市场预期,盘后股价下跌4.71%。

    优酷方面,则是和阿里巴巴集团财报共同发布,其营收归类于“数字媒体和娱乐”,共计240亿人民币。

    按照财报,这一部分的主要增长,主要来自于UC浏览器和优酷的会员费用。

    由于并未独立上市,阿里方面没有义务披露其会员数据,只公布了50%年增长率。

    资本市场对流媒体的评断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内容投入效率,二是订阅用户数量。

    从目前几家的财报情况来看,流媒体市场的蛋糕依旧很大,但以高投入抢占优质内容的现状很难在较短时间内改变。

    在订阅用户方面,Netflix国内用户规模增长疲软,开拓海外市场步伐加速,而国内第一梯队的分化更加明显,爱奇艺已经逼近亿级大关。

    各家盘点:内争外战

    流媒体市场步入黄金时代,竞争也随之加剧。

    全球最大变化可以说来自迪士尼,它在Q1喜讯频传。

    不仅完成了持续2年的21世纪福克斯并购,并间接获得Hulu的30%股权,还正式公布自己流媒体平台Disney+最低仅为6.99美金的定价,以此高调入场。

    此外,Apple,Amazon,Facebook,YouTube等强敌早已开始布局原创内容和流媒体。如果对比一下19年最新全球移动互联网流量对比,其竞争对手有足够的空间实现反超。

    事实上,流媒体市场已经从迫切盈利阶段过渡到商业模式竞争阶段。

    不论是Apple、Amazon还是迪士尼等入局流媒体,其核心诉求还是在流媒体黄金时代抢占一块蛋糕,纳入自己的矩阵生态中。

    为保障能给原创内容的高昂成本持续输血,以此巩固优秀内容的地位,在财报发布后,Netflix紧接着发售了10.5年期,共计20亿美元的债券,至此Netflix总债务超120亿美金。

    不过,Netflix也在财报中表示,他们不觉得竞争对手会在短期之内影响自身增长。

    他们公开了一个数据,即使到今天,整个流媒体也仅仅占有了10%的电视时长,这意味,未来全行业还将释放90%的能量,而自身则以差异化内容作为根基。

    爱奇艺方面,会员数量的新高,带来了更大的会员服务收入,34亿元的成绩继续超越曾经的第一大支柱广告服务。

    为了确保内容优势,爱奇艺3月还完成了总额为12亿美元的可转换优先债券的发行。虽内容成本在本季度的数额为5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8%,但成本环比呈下降趋势。

    腾讯视频方面,比会员数量停增更严峻的,可能是内部地位。需要注意的是,在腾讯整体的Q1财报中,可以看出两个信号。

    第一,游戏业务“重现活力”,官方重点强调《完美世界》和终于能靠“吃鸡”赚钱的《和平精英》等游戏。这意味着,在未来至少是短期,公司增长看点在游戏。

    第二,在财报中全新增加“金融科技及企业服务”版块,并对云业务重点提及。这传递出,腾讯长期看重的,可以作为又一个重要增长点的,应该是to B的云业务。

    不过,从Q2开始,包括《创造101》在内的诸多重点项目上线,能否实现新的一波增长,可以期待。

    类似的情况,似乎也在优酷身上发生。整个数字媒体和娱乐版块,第一季度年增长仅为个位数的8%,去年同期可是34%,增速降低76%。

    而整个阿里目前最大的增长点,则来自阿里云的76%增长率。虽然比前两年同期的103%增长率相比有所下降,但依然可以说是高速增长。

    需要注意的是,云计算业务在18年Q4季度和数字媒体娱乐营收打平后,本次首次实现大幅反超。

    未来看点:新兴玩法

    中美的在线流媒体行业,目前可以看出三个未来的大方向:新市场、新玩法和新增量。

    对于开拓新的市场,全行业未来的着眼点应该在于:向其他地区下沉。

    Netflix本次新增的960万会员中,有786万来自于美国之外的国际市场。

    毕竟,美国有一半的家庭已经成为Netflix的用户,增长空间有限。而哈斯廷斯更是在此前表示,Netflix的下1亿个用户,应该来自印度。

    和其他硅谷的科技产品一个App打天下的思路不同,内容型产品需要最大化的本地化定制。而Netflix则明显走在行业前列。

    在迪士尼更多的还在一部电影全球放的时候,Netflix已经在各个区域铺开了本地内容,尤其在欧洲和亚洲。

    2018年第四季度的新剧总量,亚洲和欧洲总和,已经超过公司全部剧集的一半。

    以此思路来推测中国,未来的发展空间更多的也会在一二线城市之外。

    虽然头部的爱奇艺会员数已经接近一个亿,但按照美国接近一半的Netflix付费家庭渗透率,中国的会员规模应该在2~3亿。

    考虑到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实质上普及率更高,和全国的版权意识持续增强,这个数值还会更高。

    对于在线媒体的新玩法,未来可以看到的两个方向是:交互式视频和移动端体验。

    互动视频从18年底开始逐渐显现,Netflix上线的《黑镜·潘达斯奈基》就刷了一波屏。

    后来剧情互动类游戏《隐形守护者》在Stream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今年起,优爱腾则开始纷纷入场布局,爱奇艺世界大会公布了一整套完整的制作流程和标准,腾讯也发布了《一零零一》,而优酷方面则是《大唐女法医》。

    互动视频,更有带入感,让不同观众体会不同结局,完美解决了众口难调的问题。这一块,未来可以期待。

    移动端体验上则强调两点,一个是移动端的观影体验,时长更短,规格最好为竖屏。

    这一点上,各家早在一年前就开始布局。另一个,则是各个App间的联动。比如,腾讯视频为《创造101》打通微视投票体验,就是一个尝试。

    新的营收增量,也是全行业探索的方向。比如,爱奇艺选择的方式是包含IP 开发全链条的“苹果园”。

    本次财报中,被归类为“其他”收入的9.8亿人民币,占比达到12%,成为了爱奇异增长最快的新增量,较去年同期增长高达143%。

    而在未来,在迪士尼的Disney+入场后,凭借迪士尼全球的主题乐园和游轮的实体体验型服务。

    它或将成为业内第一个实现线上线下体验业务打通的流媒体服务商,更多营收增量的可能性将由此产生。

    机构预测,全球流媒体市场规模将从2016年的300亿美元增至2021年的700亿美元。国内在线视频行业市场规模增长仍将继续,2020年将达1916亿元。

    对流媒体平台来说,在当前竞争环境下,如何尽早打通“优质内容—订阅会员—收入—优质内容”的良性循环,仍是关键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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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背后的中国电竞票务迷局:充值信仰还是贡献黄牛?

    Ti背后的中国电竞票务迷局:充值信仰还是贡献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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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体育产业生态圈,作者|李想

    5月21日,Valve官方终于公布了2019年DOTA2国际邀请赛(TI9)门票发售规则。

    和往年的三四月份比,本次的门票发售规则有些姗姗来迟,将正式的发售时间定在了北京时间5月24日中午12点,而海外发售渠道是Universe,开票时间则是北京时间的当日晚上21时。

    而就在5月24日,TI9门票正式发售的当天中午12时,所有聚集在大麦网站抢票的用户却发现距离开票,还有一小时的倒计时。

    “由于我们接到Valve通知,希望所有特权码用户都能参与到TI9的抢票中来,TI9现场门票售票时间将延后1个小时,特权码用户将在13:00开启抢票。”中午12点时,DOTA2官微发布延迟开抢通告。

    这也是本次TI9票务创新的购票方式,在开票前一个小时内,只允许拥有“特权码”的用户进行购票,而获得“特权码”的方式,就是在北京时间5月20日前购买勇士令状(又称小本子,一种游戏道具)或刀塔PLUS(一种游戏会员)的用户能够获得。

    这毫无疑问是Valve保护DOTA2游戏玩家的一种方式,他们提高了购票门槛,让那些之前购买“本子”来为信仰充值的玩家拥有优先购票的权利。

    就在5月24日下午一点左右,据大麦官方给出的数据显示,共有数十万人通过大麦网参与在线抢票,26804套票的所有场次在53秒一抢而空,其中决赛场次27秒售罄。官方表示,抢票系统平稳。

    但是据电竞派的随机调查显示,还是有大量用户在购票页面看到了“网络异常”的画面。

    “我用PC端进入大麦网的,没想到购票页面根本卡得进不去。”一位DOTA2的资深玩家向我们抱怨道,“听说能抢到票的都是手机客户端的,早知道就用手机抢票了。”

    我们同时也采访到了一位顺利抢到票的“欧洲人”,他表示能顺利抢到票还是很幸运的,用手机购票体验较为流畅。

    “虽然网上有很多骂声,但我自己的抢票体验还不错,感觉是大麦网被阿里收购之后有所改进吧。而且直接从官网购票,说实话我觉得这次门票的定价还算合理。”

    本次TI9的门票,工作日的套票价格为499元人民币一张,在最后的8月24日-8月25日的决赛日套票,价格则为2099元人民币,一张套票限一人入场。

    与往年相比,这其实是TI史上最贵的门票价格了。去年在加拿大罗渣士体育馆举办的TI8的比赛,周中票的售价就为125加元,决赛票是250加元,换算成人民币也差不多是600元和1200元,与往年比差别不大,而来到中国,决赛门票却直接猛涨到了2099元。

    中国DOTA2的玩家毕竟基数很大,而很大一部分都是信仰玩家,如果能从官方渠道购买到门票的话,这个价格确实不算高昂,不管是学生党还是工作人士,都是可以接受的价格。

    而且除了本身定价合理之外,引起TI9门票疯抢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游戏内道具的加持。

    “想去现场看比赛,最关键的是会有箱子掉落,神秘商店和猩红罐子太诱人了。”

    因此就TI9赛事而言,线下观赛的意义除了能亲眼看到选手比赛,体验现场氛围,还有有机会能获得限量的游戏饰品。

    去年TI8的道具,已经被炒到了两千元的高价,只要有幸在今年的比赛中获取到限量道具,同样有升值的潜力,这对于忠实的游戏玩家来说,拥有着巨大的诱惑。

    尽管抢票结果于各家而言有喜有忧,但“黄牛”现象依然泛滥。

    在开票规则发布之际,要求开票的第一小时内拥有“特权码”的玩家才能进行购票,当时就有不少黄牛出来收购玩家的“特权码”。并且当时在淘宝搜索“TI9特权码”的价格,都高达150元人民币了——这还仅仅只能获得一个搏一搏门票的机会。

    而在官方宣布门票全部售罄之后,果不其然,网上立马出现了倒卖门票的现象。在国内最大的二手交易平台之一的“闲鱼”上,就有许多倒卖门票的“黄牛”,而决赛门票最高甚至被炒到了一万元一张的天价。

    对此,有许多没抢到票的DOTA2玩家愤怒地在评论下指责黄牛。

    在一片玩家叫骂声的背后,黄牛现象出现的原因仍是中国电竞市场、乃至中国票务市场极为特殊的供求关系。

    熟悉传统行业的人会知道,中国热门项目和非热门项目在C端吸引力上呈两极分化的现象。我国拥有14亿的巨大人口基数,在2000-3000万级一线城市人口的催化作用下,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票务运营策略:

    热门项目如吴亦凡等流量明星演唱会、两年前的S7、今年的TI,需求远远大于供给,就出现了以秒为单位的门票快速售罄的现象,全网放眼望去一票难求、朋友圈尽是哀嚎。而与此相对的黄牛市场,则是一片火热,数倍盈利。

    冷门项目如小众运动体育赛事,供给远远大于需求,于是就出现了满地全是赠票,甚至花钱找观众充数。放眼望去,尽是惨淡。

    这种差距巨大的特殊供求关系和群众喜好,基本决定了每次热门项目开票后,舆论上都会出现叫苦叫骂的状态。

    在一定程度上,黄牛市场的出现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因为黄牛市场是针对供求失衡的天然调节,永远会存在,而且在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永远是最凶,最避无可避的。但我们能做的,是让“黄牛市场”变得更好、更容易把控。

    如今国内的二手市场商搜索"TI9 门票"已无法显示搜索结果

    什么叫更好的“黄牛市场”?或许我们应该用个更加准确的词汇,称之为“二级市场”。

    在国内和国外都有过体育赛事购票经历的人会发现,当你想买一张热门项目门票却没赶上时,想找“二级市场”进行处理,在国内你需要面对的是山头林立的“黄牛”,基本上一个人一个价,如果信息收集不够全面,被“大坑”一笔是常有的;

    但在国外,你可以打开像“Stubhub”、“Viagogo”、“Ticketmaster”这样的专业二级市场网站,你可以一眼比价几乎所有的二手门票,由于竞价关系的存在,通常买到心仪门票的价格是“相对合理”的。

    国外的二级市场网站“StubHub”

    因此,出现这样两种截然不同体验的关键原因,在于国内没有良好透明的“二级市场”管理机制。正是现在“二级市场”中的信息太不透明、太不对称,才造成了真正想看比赛的用户怨声载道的现象。

    同时,没有透明的“二级市场”的另一个弊端,在于受巨大的“黄牛利益”裹挟下,票务平台能否独善其身。甚至再进一步说,即便票务平台真的没有参与任何的非正常利益行为,在外部猖獗的黄牛和高需求人口舆评的作用下,几乎永远也无法自证清白,陷入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

     Viagogo上的TI9门票

    由于获取利益是催动商业行为发生的必需,因此在国外,许多活动主办方会自建“二级市场”平台,获取利益的同时也能起到规范“黄牛”的作用。

    以德甲豪门多特蒙德为例,他们票务官网有球票直售和二手球票两个平台,第一波正常的门票发售走球票直售的平台,后续没买到票的球迷、买到票来不了的球迷和“黄牛”都会通过二手球票这个平台来进行交易,让没买到票的球迷能够依托公开透明的竞价机制买到价格相对合理的二手球票,俱乐部官方也能从中抽到佣金、获取利益,实现多方共赢的局面。

    当然就目前的政策状态来看,我们期望出现一个中国的“Stubhub”,或者期待中国活动运营商自建“二级市场”平台都不现实,黄牛现象依然难以解决,只能期待于未来政策放开之后能够有所改变。

    毕竟门票可以被高价售卖,但是玩家的热情一旦被消费就难以追回。

    【钛媒体作者介绍:体育产业生态圈www.ecosports.cn原创稿件,欢迎转发,未经授权严禁转载,寻求转载请添加圈妹微信(ID:quanmei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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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则西去世3年后,医院细胞疗法收费要解禁了

    魏则西去世3年后,医院细胞疗法收费要解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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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八点健闻,撰稿|王晨

    2019年春节前后,是一年中北京最冷的时节。在这个最冷的时节里,那些花费了大量资金投入细胞治疗研发的领军生物药企,遭遇了“最冷的一天”。

    2月的一天,国家卫健委就其新颁发的一份《体细胞治疗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征求意见会。《征求意见稿》中的“转化应用”四个字,意味着医疗机构以细胞疗法开展收费治疗的大门,将重新开启。

    该《办法》一旦施行,医疗机构将以合法身份,杀入生物药企在细胞治疗领域的“保留地”,与后者展开竞争,分食潜力巨大的细胞治疗的千亿级市场。

    这是时隔三年后,医疗机构从事细胞治疗的政策再次开闸。在2016年轰动一时的“魏则西事件”后,为整治乱象,国家卫计委收紧医疗机构竞相开展的细胞治疗,仅允许其作临床研究,不得开展收费治疗。这一度为国内生物药企投入细胞疗法,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2月份举办的征求意见会上,两家生物药企——南京传奇、科济生物做为企业代表受邀出席。前者是国内最早通过国家药监局评审、取得CAR-T细胞疗法药物临床试验许可的公司;后者刚在今年1月获得首个治疗实体瘤的CAR-T细胞药物临床试验许可。这两家药企的代表一进入会场,就发现黑压压的人群中,一百多名以三甲医院院长为主的医院代表,早已端坐在列。

    会议上,两家药企代表势单力薄,质疑的声音被淹没在一百多名医院代表的赞成声浪之中。2个月后,生物技术领域最大的社团组织——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组织了多家企业,一并邀请了卫健委科教司的两名处长,打算就《征求意见稿》再办一次研讨会,意欲“下情上达”。

    听闻卫健委的官员受邀出席,众多药企的代表专程飞到北京,参会者多达百人,中间圆桌的座位不够,后排又多加了几十把椅子。令人失望的是,原定出席的两名卫健委代表并未现身,整场会议成了生物药企表达愤怒的“独角戏”。

    “《征求意见稿》一出,我们的行业微信群里骂声一片。‘倒行逆施’、‘开历史倒车’,说什么话的都有。”一位生物药企的副总说。而他参加的医院院长们的朋友聚会上,却是欢声笑语,“院长们说,现在可以大干一场了。”

    细胞治疗由谁主导?又由谁监管?外界可能不明就里,但对于身处局内的医院和药企,以及其背后卫生、药品两大监管部门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根本性问题。

    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细胞治疗的“两面性”。对细胞治疗的最简单定义,是指从人体抽取机体细胞,在体外经过各种处理后,再回输人体的一种治疗方式。所谓“两面性”是指,前述治疗过程既可定义为诊疗行为,也即细胞的提取、处理及回输的诊疗行为,也可将在体外进行处理的细胞定义为一种特殊的生物药品。

    定义的角度不同,导致了谁来主导、谁来监管的难题。若定义为诊疗行为,则理应由医院主导,由卫生主管部门监管;定义为药品,则理应由药企主导,由药品主管部门实施监管。

    中国展开细胞治疗已有20年,“诊疗行为”和“特殊药品”的拉锯向来纠结,事实上也从未缕清。三年前的“魏则西事件”一度将细胞治疗的天平全面向药企和药监局倾斜,但此番《征求意见稿》出台,令天平再度转向。

    政策取向看来已势不可挡,医院与药企双双进场、卫健委与药监局“双轨监管”的格局已然初步确定。

    此前投入重金研发、费劲千辛万苦方才获得临床许可的生物药企固然有诸多不满,而跃跃欲试的医疗机构也亟待监管细则的确立,以避免以往“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政策恶性循环。

    双方都在寻求政策的确定性。而当前,政策确定性本身,恰恰成了最大的不确定性。

    细胞治疗监管的空白地带

    中国的医院从事细胞治疗早在上世纪90年代即有先例,但长期处于灰色地带,治疗案例较少,问题并不突出。与之相应,中国的药企从事细胞制品的生产,亦早已有之。2005年,因郑筱萸事件,国家食药监局停止了对药企此类产品的审批。同年,卫生部将细胞免疫治疗归类于医院的临床技术,但此后四年并无制定任何管理细则。

    直到2009年,针对细胞治疗的监管才略具眉目。这一次,是由卫生主管部门率先主张。当年,国家卫生部颁行《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从安全性、有效性、风险性和伦理等多个维度,对医疗技术作出三级分类。其中,“第三类医疗技术”是重点监管对象,由卫生部直管。所谓第三类医疗技术,是指安全性、有效性尚需进一步论证,存在高风险,且涉及重大伦理问题的医疗技术。

    细胞治疗,正是在2009年的《管理办法》中,被列入了第三类医疗技术。医疗机构欲开展细胞治疗,须经卫生部指定或组建的技术评审机构,作出审批后方可进行。

    然而,2009年版的《管理办法》虽是针对临床应用而立,却并未进一步明确“临床应用”可否用于对患者的收费诊疗。这一监管政策上的空白地带,客观上导致了医疗机构执行的混乱。

    大医院有资质不敢做,小医院无资质拼命做

    2009年以后,细胞疗法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流行,大量晚期癌症患者将其视作最后的希望。巨大的需求带来巨大的诱惑,上百家国内医疗机构打着临床研究的旗号从事诊疗,以“咨询费”、“服务费”的名义向患者收费。而恰恰是这些以逐利为主要目的的医疗机构,往往并未通过相应的医疗技术资质审核。患者动辄花费数十万元在这些医院就诊,往往救不了命,反而成为生命最后一程的重负。

    时至2015年,顺应国务院简化行政审批的改革方向,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取消第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准入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取消第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准入审批”。为防止“一放就乱”,《通知》确定了几类医疗技术禁止用于临床应用,但细胞治疗并不在此列。

    《通知》还附了一份“限制临床应用”的医疗技术目录,“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位列其中,但如何“限制临床应用”?《通知》中语焉不详。整体而言的细胞治疗,并未在《通知》中提及。

    上述《通知》颁发后,针对细胞治疗,配套政策转而采取了“双重备案”模式。以干细胞治疗为例,2015年7月,国家卫计委、国家食药监总局曾联合颁行《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对开展干细胞临床应用的医疗机构实施备案制管理。此后,两批共114家医疗机构在监管部门备案,其具体临床治疗项目亦经主管部门备案。

    从审批制到备案制,政策的初衷是简政放权,但市场的反馈却更加混乱。一位业内人士透露,2015年前后,国内偷偷开展干细胞治疗并收费的医疗机构至少有四五百家。这些医疗机构既无相应医疗技术资质,亦无备案。

    一位三甲医院的医生说,一些无资质的医疗机构开展细胞治疗,从癌症患者身上赚钱是其唯一的目标。比较极端的案例是,收费动辄数十万元的细胞治疗,最后注入到患者体内的压根没有有效细胞,或者细胞活性不够,这对患者是完全无效的,但却把钱骗走了。

    相反,一些通过备案,且拥有医疗技术资质的大型三甲医院,反而没有开展干细胞临床治疗。

    上海新虹桥和诺医疗中心CE袁毅谈到,上海市取得干细胞临床研究治疗资质的三甲医院共有11家,但真正开展临床研究治疗且有突破效果的只有四五家。

    为何有实力又有资质的大型三甲医院却裹足不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三甲医院的院长们往往抱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对于处于灰色地带的细胞治疗,在疗效不确定,易产生医疗纠纷,且能否收费并不确定的情况下,医院没有动力投入干细胞治疗。

    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临床中心的一位主任医生,从2009年开始,开展干细胞自体移植治疗肝硬化患者的临床试验,到2013年已对300多名患者进行了临床治疗,疗效良好。2014年后,该院伦理审查委员会对干细胞治疗肝硬化的临床实验项目,却不再批准。

    即使这位医生拿到了中科院的项目研究经费,不收患者一分钱,医院的伦理委员会由于害怕风险,还是不予批准。最终,在拿之前的治疗案例证明了有效性的情况下,该院伦理委员会才予以批准。2018年,该院一名接受干细胞治疗的患者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反应,医院立即叫停了此项目的临床实验。这位医生只好和一些民营医院合作,对慕名而来的患者进行治疗。

    上海另一家取得干细胞临床实验资质的医院,其实验室前面虽然挂上了牌子,但室内却冷冷清清,空无一人。实验室负责人坦陈:“招募团队,进行实验室的硬件和软件建设,血液中心血库的建设等,至少需要几千万的投入。但干细胞项目不能收费,三甲医院讲求合规合法,不可能投入这么多钱去做临床实验。”

    在上海市取得干细胞临床实验资质的11家医院里,只有上海东方医院为此投入了上亿元资金,设立了干细胞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和产业基地,引进13位专家,推动干细胞治疗的临床转化。

    多位上海细胞治疗领域的人士认为,东方医院在干细胞治疗外没有其他优势项目,只能在这个领域“孤注一掷”。“如果一直不允许干细胞治疗项目转化应用,东方医院的项目经费花完了后,很难继续。”上述人士不无担忧。

    魏则西事件爆发,从放到收

    2016年的魏则西事件是一个分水岭。

    魏则西事件后,医疗机构滥用细胞治疗牟利的盖子被揭开。形格势禁之下,国家卫计委明令禁止医院就细胞治疗进行收费,仅允许其作临床研究。

    2016年12月,CDE(国家食药监局药品评审中心)发布《细胞制品研究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的征求意见稿,明确将细胞制品列入药品评审。

    卫生、药监针对细胞治疗的“双监管”模式就此告一段落,此前犹豫不决的生物制药企业,纷纷斥巨资研发细胞生物药品。

    CAR-T疗法是近年来风行的细胞疗法,其对难治性血液瘤的疗效,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验证。全球的生物制药企业,纷纷看到了这一商机。有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3月,全球开展的CAR-T临床试验达到了773项,而中国每年新开展的CAR-T研究数量已赶超美国。

    2017年8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诺华公司CAR-T新药Kymriah的生物制剂许可申请,这是国际上首个获批的CAR-T生物制剂。2017年12月,中国药监局(CFDA)《细胞治疗产品研究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出台。2018年3月,国内首个CAR-T疗法临床试验获批。目前,国内已批准了14个CAR-T疗法临床试验,并将25批、423个品种纳入优先审评程序。

    国内生物药企的黄金时代开始了。然而“好景不长”,今年2月国家卫健委的《征求意见稿》,再次将生物药企推向不确定性的边缘。

    细胞治疗的双重标准

    今年4月,在中国生物科技协会主办的研讨会上,与会生物药企代表最担心的,是《征求意见稿》的出台,会把竞争引入到一个低标准的竞争。“细胞疗法既可按药品申报,又可按医疗技术申报,势必导致大家在申报上‘就低不就高’。水往低处流,是不会往高处走的。”有人在会上发表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与会代表的赞同。

    一位在CAR-T领域已取得药物临床批件的药企负责人说,细胞治疗如按药品申报,则要求从业者必须依照GMP标准,对药品生产作高标准的投入。在他的企业,厂房是按照生物制剂的GMP标准来建造,1万多平米的厂房,必须保证环境的绝对洁净,空调、人流和物流全部按照GMP的标准设置,每一个制备环节,都有监控。

    而这些条件,医院实验室很难达到同等水平。在他看来,医院实验室的无菌标准和药检所的无菌标准是不一样的:“有时,我们药检所做出来的(测试)是有菌,医院实验室则是无菌,医院认为这种有菌在医学上是可控的,但按照药品的标准,则是绝对不允许的。”

    当前,在CAR-T领域获得药监局药品临床试验批准的生物药企分为两类:一类是自主研发,一类是技术引进。其中,复星医药、药明康德分别与国外企业设立合资公司,拿这些国外药企在国外上市的药品的审批资料,在国内作新药申请;南京传奇、科济生物、恒润达生等,采用的是自主研发模式。这些公司在过去数年中,为申请CAR-T药品的临床试验批件,皆投入了数亿元人民币。

    这些业已投入巨大的生物药企担心,一旦医疗机构的临床应用放开,他们面临的竞争者将不仅是大型的三甲医院——一些通过药监局审评无望的中小型生物药企,马上会放弃单独研发,转而与医疗机构合作。

    这一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此前,大多数医疗机构开展的细胞治疗临床试验,其背后都有中小型生物药企的推动。后者依照高门槛的药品审评标准进行研制力有不逮,一经与医疗机构合作,即可绕开严格药品审评,转而依照相对宽松且模糊的医疗机构自设标准。

    即便是已经取得相关药品临床试验的明星生物药企,对未来也有些悲观。“药监局拼不过卫健委,药企干不过医院。”一位在生物制药领域从业逾30年的一位企业家说。在细胞治疗领域,若采取药品审评管理的单一监管,药企的商业化路径非常明晰:集中投入药品研制——药品上市定价——销售给医疗机构使用。在这一路径之下,竞争者只有同类药企。

    但如果掌握着大量患者的医疗机构,也可以开展临床“应用转化”——这其实就是收费治疗的同义词,则医院利用自己的实验室即可直接对患者进行细胞治疗,其成本远远低于按照GMP标准进行药品研发的生物药企。二者相比,无论在研发成本还是在收费价格上,药企显然会丧失竞争优势。

    一位做干细胞研究的医生说,在干细胞领域的一个治疗项目,在医院里治疗,收费不过46000元。一家想要和他进行合作的药企说,如果按这个标准收费,药企就亏大了,至少要提高5倍(20万元)以上,才会有利润。

    “CAR-T药品的利润不算高,只有10%-30%,如果再和医院分成,大的生物药企很容易亏本,是不愿意的。”上述人士说道。

    一些中小企业,凭自己研发实力难以竞争得过大药企,药的途径走不通,转而谋求和医疗机构的合作,在分成谈判上明显优于大企业。政策上放开医疗机构细胞治疗临床应用后,医疗机构虽然拥有广大的患者市场,但难以在短期提高生产能力,中小企业就会以代工的方式和医疗机构谈分成比例,这就是大药企们担心的“一夜回到解放前。”

    政策的导向,直接影响药企下一步的投资策略。一家和国外已上市的细胞疗法企业成立合资公司的国内药企,本来在建立高标准GMP车间,听闻《征求意见稿》的内容之后,已暂停车间的建设。 

    实施细则是关键

    在4月份的会议上,尽管怒气冲天,但与会的生物药企也逐渐认识到,放开医疗机构的研发应用已不可逆转。在发泄怒火之余,理性的讨论也在展开,一些企业引领大家理解卫健委制定这一政策的合理性,并将下一步的关注重点放在执行细则的制定上。

    在医院方面,理性的声音亦已出现。“(医疗机构细胞治疗商业应用)没放开的时候会乱,如今放开后,如果没有监管,还是会乱。”上海某三甲医院一位从事细胞治疗的主任医师如是说。与生物药企一样,大批的合规医疗机构也在关注执行细则的制定,以避免此前多年良莠不齐的医疗机构一拥而上的乱象。

    一位接近卫健委的人士透露,如果将此次政策放开仅理解为医疗机构基于利益的推动,有失偏颇。对于国家卫健委来说,即便药监局的优先审评已将细胞制品的审评时间压缩到了2-3年,但对于存活时间只有半年甚至数月的肿瘤晚期患者来说,还是太慢。

    在卫健委看来,魏则西事件之后,像CAR-T这种有明确临床疗效的治疗项目,如果一刀切地禁止医疗机构进行转化应用,不仅使急需此种疗法的广大患者在国内得不到治疗——他们因此纷纷到美国、日本斥巨资求医,而且也不利于有巨大前景的细胞治疗在中国的发展。

    科学的、可行的执行细则是各方的共同期盼。如何保障已在此领域大举投入的生物药企的利益和积极性,并避免医疗机构和药企的重复投入?卫健委正在考虑设置一个“动态目录”,即一些已拿到临床批件的药品,进入此目录后,医院就不能在这一领域开展临床应用。

    医疗机构的另一迫切需求是,希望卫健委能出台一个收费标准。“如果没有一个权威的收费标准,医院也不敢贸然在这一领域大举投入。这给了不规范的医疗机构乱收费、乱开展业务的机会。”某三甲医院肿瘤中心的一名医生说道。

    袁毅认为:“将范围只限制在三甲医院,也有局限性,应该以在细胞治疗领域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专家为主。”

    “双轨监管”是当前市场争议的焦点。由卫健委、药监局两部门“共管”看来已是大势所趋,如何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则是实施细则面临的一大挑战。

    在美国,细胞治疗领域的产品统一由FDA监管,但它也为医疗机构的临床应用留有空间。FDA将细胞治疗产品分为“PHS 351”与“PHS 361”两大类,前者由FDA的生物制品评估研究中心统一审批,后者可在医院直接进行临床应用。

    区分两类产品的核心标准,是在细胞处理过程中,是否改变了细胞的生理特性(体外激活、包裹、基因修饰等)。改变生理特性者归类于“PHS 351”,其余则纳入“PHS 361”。已在美国获批的CAR-T产品,正是按照“PHS 351”类产品进行监管的。

    在日本,对细胞产品的监管类似于中国下一步要实施的“双轨监管”模式。

    日本将细胞治疗产品纳入“再生医疗产品”,由厚生劳动省、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局(PMDA)进行监管。这两个部门监管再生医疗产品下属的两个类目:以医疗机构为主体的再生医疗技术,和以企业为主体的再生医学药品。

    再生医疗技术的临床研究由医疗机构提出申请,由厚生劳动省审批。再生医疗技术按风险成都分为三类,一类风险最高,三类风险最低,CAR-T疗法即被列为风险最高的第一类。在医疗机构的临床研究方面,厚生劳动省承担主要监管职责,PMDA仅负责细胞加工设施的审查。如果有第三方企业参与免疫细胞的基因操作、加工制备、生产销售等,则由PMDA依据《药品和医疗器械法》进行监管。

    在再生医学药品的上市领域,厚生劳动省负责行政审批,PMDA负责具体的技术审评。

    尽管是双轨制监管,但日本对再生医疗产品的管理相当有效:首先在早期就对医疗机构展开临床研究予以承认,其后,在过程中验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这就大大提高了再生医疗产品的临床实验和上市的速度。

    谈及日本模式,一名国内药企人士表示:“日本模式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双轨制监管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做好分类,统一监管标准,将两个部门各自的监管职责确定好”。(本文首发钛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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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想做不做操作系统和芯片?

    联想做不做操作系统和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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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蚂蚁虫

    近日,最受关注的国内科技企业有两个,一个是华为,另一个则是联想。同是焦点,但外界对两者的看法却截然不同。前几天杨元庆称联想不打算做操作系统和芯片的公开表态,更是招来了愤怒网友的批评,被认为是没有骨气、忽视技术研发的新表现。

    本来近年联想的品牌形象就倍受打击,这次杨元庆的发言更让联想陷入被动。一位联想的公关曾经在微信群里这么形容自己的感受:“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不过,抛开公关层面的因素,从竞争策略上来说,杨元庆的表态其实还真的没有什么大问题。

    开发操作系统本身不难,难的是构建生态

    近年来,联想被人所诟病的是不重视技术研发、投入过低,横向比联想比不上惠普、戴尔,纵向比它更远不如英特尔、微软、IBM。放在国内而言,联想在技术研发上的投入也难言领先,更是被华为等新兴巨头超过。

    因此,杨元庆声称不做操作系统和芯片,很容易被外界惯性解释为不舍得投入。但至少从操作系统来说,这种解释并不能站得住脚。

    开发自主的操作系统不仅需要大量资源投入,而且还需要打破现有格局构建新的生态体系。如果仅仅是前者,归根到底还只是钱的问题(人才和技术也可以买入),而我们知道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往往都不算什么难题。真正麻烦的是,即使有了自主操作系统,后来者也很难从现有玩家手中获得市场份额。

    以手机操作系统为例。苹果的iOS占据了先发优势,率先构建起了封闭的生态体系,如今仅苹果应用商店每年就达到了数百亿美元的经济规模。而谷歌的安卓则通过开放策略成功地实现了对iOS的反超,成为全球安装量最大的操作系统。

    不过,它的市场份额却非抢自苹果,而是从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功能机玩家身上夺来的。其他如微软的WP、黑莓的BB10、三星的Tizen等手机操作系统,当时在技术上未必落后于安卓,但难以赢得广大开发者支持而迟迟无法构建起可持续性发展的生态体系,最终都无奈出局。

    同样,电脑产业已经非常成熟,现有两大操作系统格局是多年市场竞争的结果。自从IBM选择微软开始,电脑操作系统就是微软的一统天下,除了苹果电脑那一小块自留地之外。期间并非没有其他厂商试图挑战微软的霸主地位,2014年就有推出国产操作系统遏制微软的传言,2016年韩国软件公司TmaxSoft发布了TmaxOS,但这些所谓挑战都都仅限于传言而已,未对市场产生明显影响。

    诺基亚、黑莓的粉丝忠诚度算得上很高了吧,但应用匮乏仍将其手机业务送进了历史的坟墓。即便是联想研发出了自主操作系统,也极可能重蹈覆辙。别看很多粉丝高喊支持自有系统的口号,但他们绝大多数人无法逃脱真香定律,不会容忍缺乏应用的新产品,最终还是将站在对手的现有系统产品一边。

    无论是操作系统还是芯片产业,联想都将面对实力超强的竞争对手,成功的概率极低。作为一个理性竞争的企业,联想确实没有必要浪费宝贵资源进入这两个行业。

    策略分析:研发操作系统得不偿失,应适当介入芯片设计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虽然研发操作系统和芯片短期内没有什么帮助,但从长期竞争策略是有好处的,联想不能只看眼前利益而忽视长期利益。这种说法的原则确实有道理,但结论同样有待商榷。

    首先,多元化策略最好是建立在现有的核心竞争力基础上,而联想进军操作系统和芯片并无优势。联想目前的核心竞争力,主要还在电脑行业的产品设计、供应链管理和市场营销上,这些现有优势无法共享到操作系统和芯片上来,没有加分作用。

    我们常常强调说,不顾企业自身条件和情况,为了多元化而多元化是不可取的。企业的宝贵资源是有限的,联想同样不应该将资源浪费在没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上。

    其次,进军操作系统和芯片业,会破坏联想与其他厂商的关系,反而削弱其整体竞争力。在现有产业链中,联想与系统开发商(微软)和芯片商(英特尔)保持着良好的长期协作关系。这本身也是联想竞争力的一部分,帮助联想成长为行业巨头。

    如果联想向这两个产业延伸,势必将破坏现有的合作关系,与微软和英特尔等成为竞争对手,遭到它们的报复反而削弱自己的整体竞争力。届时,联想很可能挑战微软和英特尔未果,反而由于被它们排挤而拱手将市场地位让给惠普或戴尔等直接竞争对手。

    再者,最根本的是,企业的使命是对股东负责,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华为启动操作系统备胎值得肯定,因为它很可能遭到制裁而丧失使用安卓系统的资格。但没必要要求联想照搬华为的做法,毕竟各个企业有着不同的竞争环境。

    不只是联想,包括中兴、OPPO、小米等在内的国内企业,都是基于国际化分工合作的受益者。操作系统和芯片只是外界希望联想去做的面子业务,进军没有效率优势的业务并不符合企业和股东的利益。

    具体到操作系统和芯片两个产业上来,我认为联想自己开发操作系统确实没有必要,但芯片行业应该适合介入。杨元庆说不做芯片有可能是指生产制造环节,芯片加工有着非常高的经济规模,至少需要投入数十亿美元,联想相关技术薄弱且缺乏客户基础,进军芯片加工与台积电等竞争毫无胜算。

    现有芯片产业高度分工,代工、测试、封装等均已十分成熟,成本低而且品质有保障。企业进军芯片未必一定要从事加工,像苹果、亚马逊、华为百度、阿里等科技企业都选择了从设计入手,既强化了核心竞争力,又不破产现有的供应链协作关系。

    苹果的手机CPU芯片,就是自己设计、委托三星代工。PC产品中使用的芯片众多,联想作为PC产业巨头完全不切入芯片在策略上是说不通的。

    卧薪尝胆30载:三星的长期策略值得学习

    尽管杨元庆不做操作系统和芯片的说法很有道理,但联想近年来策略转型不太成功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联想屡屡遭到外界质疑的主要原因。早在三年前,我总结认为,联想之所以被外界看衰,是它没能完成从PC到移动设备、从制造到服务、从工业品牌到消费品牌、从营销到技术驱动等四方面的转型。

    作为后来者的科技企业,如何才能不断实现技术突破、提升核心竞争力呢?韩国三星无疑是最值得国内企业学习的一个榜样,其得以反超众多国际巨头的根本在于:有着明确的长期竞争策略,并能坚决执行。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三星就确定了加大技术研发追赶国际巨头的长期竞争策略。它将多元化方向锁定为以下几个特点的产业:1、资本密集、需要持续投资,2、周期性明显,3、无需基础研究。三星充分利用每一次周期性的弯道机会,当其他国际巨头减少研发投资时,它却反其道行之加大投入,逐渐缩小与对手的差距。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三星终于反超一干对手成为新的技术领导者。

    与卧薪尝胆、志在高远的三星相比,国内科技企业无疑在策略和执行上相去甚远。当我们羡慕三星在屏幕、处理器芯片、内存和存储等核心组件优势明显时,却往往容易忽略了人家为此付出了两三代人、30多年的心血与汗水。向三星学习它的长期竞争策略,构建更强有力的核心优势,或许是联想等国内企业走出当下困境的优先选择。

    【钛媒体作者介绍:蚂蚁虫——科技自媒体、竞争策略分析师,微信公众号:minian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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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美留学第七谈:教不出“优秀”孩子,或许家长才是问题根源 | 独家专栏

    赴美留学第七谈:教不出“优秀”孩子,或许家长才是问题根源 | 独家专栏


    【本专栏系硅谷教育机构 7EDU...

    【本专栏系硅谷教育机构 7EDU 创始人刘君在钛媒体开设的独家专栏,专注于赴美留学行业和教育方法论。】

    钛媒体注:本文系钛媒体独家企业家专栏的第七篇。作者刘君老师是资深留学教育工作者,在北美创办了 K12 在线教育公司 7EDU。十多年的境外教学生涯,让她拥有了一套独特的“方法论”,希望用中西方最优秀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帮助更多的K12学生。

    在上一篇专栏中,刘君分享了几个“差生逆袭”的案例,给家长划了重点,本文系「Jun老师专栏」的第七篇。关注「Jun老师」即可订阅该专栏。

    从小到大,我们经历了形形色色的小考、大考。唯有为人父母一事,没有教学、没有培训、没有标准资质。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身处其位,但不一定有为人父母的能力。

    这件事说来令人难以接受:孩子都出生几年,甚至十几年了,怎么我就没资格教育了呢?

    提起这一点,并非要质疑天下父母的能力,而是希望作为父母,大家能有一个共识:家长的再教育,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家长应该始终和孩子共同成长。

    我把家长的再教育,分成了这样几类:1. 树立正确观念 2. 拨开现象看本质 3. 坚持学习、以身作则。

    下面,Jun老师来具体谈谈它们的具体意思和操作方法。

    警惕自己的“想当然”,树立正确观念

    念书的时候,我们需要背诵许多定理,这都是前人思想的结晶,让我们无需重新证明勾股定理才能了解三角形边长的计算。在教育这件事上,树立正确的观念也是事半功倍的事情。

    然而很多家长在教育的时候,常常会有过于想当然的问题,缺乏正确教育观念。 

    第一个“想当然”是“以结果为导向”。

    比如一名国际学生的家长,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自己的孩子能“融入美国社会”,因此坚持要让孩子进入全是白人的学校。

    然而作为国际生,这样的学校不管是语言、文化还是环境都让孩子感觉很陌生,在学校倍感孤独,从一个外向的小孩变成几乎不跟人沟通的“隐形人”。

    实际上,假如家长能了解,教育其实是过程导向而非结果导向的事情,可能事情就会有很大转机。

    首先需要剖析“融入美国社会”这件事,是希望孩子能够尽早适应美国的学习、交到当地朋友,而这件事并不是一定要在全白人的学校才能做到的。事实上,孩子在我们的建议下,转到有一部分华裔和其他族裔的学校后,变得开朗了很多,因为这样的环境让他能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是与生俱来的,身边的多样性减轻了他的心理负担,而到了学校以后不再“垫底”,他逐步建立起了对自己的信心,也就让他更容易适应环境。 

    同样是希望孩子尽早“融入”,如果只盯着自己认为的结果,而非关注过程中孩子的反馈和真实情感,这个结果反而难以达成。

    更糟糕的是,当家长提出结果导向的理论时,整个学习的过程就变成了一种硬性任务,必须达到一个目标、有压力的过程。这样有压力的过程让快乐学习变得不可能,也就让孩子对学习的这种兴趣越来越小。

    而当你去认可过程的意义,就能关注孩子一点一滴的进步。这时候甚至家庭关系都会有变化——从一直抱怨为什么还没有达到这个结果,而变成了肯定孩子的进步,更加积极。

    第二个“想当然”,是“教育的结果是应该立竿见影的”。

    教了孩子一次,希望他/她能以后都记住。

    报了个班,希望马上看到成绩提升。

    这些都是例子。然而教育并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持续不断、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你会在一点一滴的付出之后,有一天回头望,忽然惊喜发现已经前进了不少。而不是每一次付出都会马上得到反馈——事上大多是其实都是如此,学习、工作、关系的建立,都需要长期的努力和维护。假如在你的生活里,也并没有这么多立竿见影的正向反馈,为何到了孩子身上就要苛求呢?

    事实上,孩子从零开始成长,一定是会有很多挑战家长耐心的时刻。

    比如我之前的一个学生,SAT分数在8、900分的时候,父母带着他四处求教,相信了很多“保证提分1500”的教辅班的说法,交了钱就心满意足了。然而一段时间之后再看,孩子的成绩根本没有提高,再细看一下别人的广告语,一行小字写着“保证1500,假如达不到可以反复免费上课”。

    可是孩子最宝贵、最重要的时间就是这两年,反复上并不一定有效的课程又有什么用呢?

    家长找到我们之后,我们让他们放弃了希望立即看到效果的想法,也明确说了,没有人能保证教育一定能达到什么结果,只能尽你所能,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面对孩子的闪光点时,不管有多微小,都要尽量鼓励他、帮助他走上正向循环。

    当我们给孩子树立阶段性的目标之后,孩子的进步令人惊喜——我们原本仅仅是给他定了一个1200分的目标。由于通过一点一滴的进步,孩子逐步对自己有了信心,最终在申请季前拿到了1350分,这样的进步在之前难以想象,然而一步一个脚印走来,也就自然发生了。

    第三个“想当然”,是“自己是孩子的发号施令者”。

    这句话抛出来,可能很少有家长会“对号入座”,但是如果我举个例子,可能这一点就很明显了。

    比如你希望孩子去洗澡了,会说的话是“XX,你该去洗澡了。”吗?

    这样的命令口吻,就是发号施令的一种。

    与之相对,假如能用一个问答的方式,沟通就会变得更加顺畅、孩子的行动也会更加主动。“XX,你接下来该干什么了?”孩子思索过后,知道自己需要去洗漱了,同样会行动。只是这种方式下,孩子是自己的主人,决定了自己的时间和行动,也就会对它更加认真,未来也更容易形成习惯。

    拨开现象看本质

    身为家长,应该时时刻刻都记住,自己需要拨开现象看本质。

    比如前一部分我提到的例子,家长需要去分析怎么样才能真正帮助孩子融入,并在过程中审慎观察,而非粗暴地把他扔进一个自认为合适的环境。

    再比如,很多家长都会面临孩子沉迷游戏这件事情。有的家长选择的是严厉管制,但孩子往往反叛意识更强;有的家长苦口婆心劝诫,然而孩子根本不听。

    我之前的一位学生也有这样的情况,家长直接把孩子的手机电脑收走,孩子的反应是在家砸东西。在我们的建议下,家长去进一步探寻了孩子沉迷游戏的本质原因——空虚。由于在学校的表现不佳,孩子转而寻求网络世界的成就感。

    我们通过设计【学习上的小目标+游戏上的小目标】互相配合的方法,在学习上设立一些阶段性的目标,并与游戏时间挂钩:先是学习完成一个目标,可以打15分钟游戏;再完成一个,变成半小时。过程中有时他获奖,我们给他一整天时间让他随便玩,孩子也其实玩不了那么久,觉得累了。

    一直延长到三小时后,孩子在学业上也有了很多进步,自己就会觉得不愿意花费这么多时间打游戏,这变成了他主动的选择。

    其实对于家长来说,收掉孩子手机电脑,控制孩子经济来源,这些都是“简单粗暴”的方法,对于家长来说容易,然而效果并不好。真正的教育,需要去理解孩子行为的动因,并且有耐心、循序渐进、不害怕反复试错地陪孩子走出困难。

    不断学习,起到榜样作用

    最后我想谈的,是家长的榜样作用。

    移动互联网进入我们的生活以来,手机成了所有成年人甚至青少年、儿童人手一部的东西。有的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没有耐心陪同,在“有需要的时候”,扔给孩子手机,这样孩子就“乖”了,不会来烦他们了。可等孩子大一些了,家长又会反过来要求孩子,不许玩手机,要静下心学习。在这时候,他们就该想想,最早时,是谁把手机给的孩子?

    家长需要做好榜样,不仅仅是为了孩子的现在,更是为了孩子的未来。

    在人的一生中,能够用于探索的时间和精力都不是无穷的。而家长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一片天,帮助孩子有更多的自由去尽情探索这个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家长如果一成不变、眼界有限,又如何能期待孩子不断蜕变、一直进步呢?

    家长需要和这个社会始终有交互,能在和孩子的沟通过程中给他们带来新的信息——不是说家长需要成为各个方面的专家,仅仅是关心这个社会发生的事情就已经足够了——这样,才能和孩子有更加深度的交流,产生灵感碰撞,共同成长。

    试想,如果你能和孩子聊聊最新颁布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孩子共同阅读一本文学作品,分享和交流观后感,是不是比永远仅仅关心他是否吃饱穿暖、带回家的成绩单分数几何,要更能给孩子留下深刻的印象与情感联结?

    为人父母,的确不需要“资格考”,然而做一个无愧于心的家长,还需要更多自省、投入更多精力,以自己丰富、健全的人格,来引导孩子健康成长。(本专栏独家文章首发钛媒体,编辑/丁诗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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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正非接受央视专访:华为在最佳状态,根本不会“死”

    任正非接受央视专访:华为在最佳状态,根本不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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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钛媒体注:任正非接受央视《面对面》专访的视频在昨晚播出,采访中,任正非谈到了对孟晚舟事件、芯片供应以及基础教育的看法。

    当被记者问到华为是不是已经到了最危险最危难的时候?任正非则表示,在没有受到美国打压的时候,孟晚舟事件没发生的时候,公司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员工)惰怠,大家口袋都有钱,不服从分配,不愿意去艰苦的地方工作,是危险状态了。

    “现在我们公司全体振奋,整个战斗力在蒸蒸日上,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到了最危险时候,应该是在最佳状态了。”

    谈到女儿孟晚舟时,任正非表示,孟晚舟现在在温哥华处于软禁状态,四周都有警察包围着的,但是生活还是自由的。

    他还谈到,孟晚舟很乐观,每天都很充实:“现在我女儿本身也很乐观,她自己在自学五六门功课,她准备读一个‘狱中博士’出来,在监狱里面完成这个博士学历出来,也没有闲着,每天忙得很。”

    对于孟晚舟事件的后续处理上,他表示,美国和加拿大是法治国家,需要通过证据来证明她有没有罪。他同时指出:“我们完全站在理上,事件都轰动了,加拿大最大的报纸头版头条的主要标题,就写孟晚舟事件典型的国家违法事件,就像我们人民日报大标题写的是这个事件。你想一想,我们不在理上,人家会有这样的东西吗?”

    5月16日,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列入所谓的“实体清单”。这意味着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许可,华为将无法向美国企业购买芯片等产品,因为高通、英特尔等美国企业是一直是华为的核心芯片供应商。外界因此担心,美国的禁令会对华为包括智能手机在内的业务板块产生冲击。

    关于未来的芯片供应,任正非表示,现在是海思挺身而出,如果美国正式断供,将主要以海思供应为主体,如果是美国继续恢复供应,海思还是继续少量生产。

    在被问到假如中美贸易冲突长期存在,华为怎么去面对未来时,任正非认为,华为是准备打持久战的,持久战越打华为越强大,渡过磨合阶段,产品切换磨合阶段,华为就会更强大。

    任正非在采访中多次提及基础教育。这也是过去多次采访中非常重视的话题。

    他认为,一个国家能走向强大,灵魂在于文化、在于哲学、在于教育,一个国家有硬的基础设施,一定要有软的土壤,没有这层软的土壤任何庄稼不能生长。

    他说:“如果没有从农村的基础教育抓起,如果没有从一层层的基础教育抓起,我们国家就不可能在世界这个地方竞争。因此我认为国家要充分看到这一点,国家的未来就是教育。”因此,要从最基础抓起,尊师重教,这样国家二三十年、三五十年才有希望。

    他也再次呼吁提高教师待遇,他认为,如果教师待遇不高,优秀的人都不愿意去当老师,那只会马太效应,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优秀的人愿意去当老师,只会越来越优秀。

    以下为任正非接受媒体采访纪要:

    华为根本不会“死”

    记者:今天上午两个半小时的记者会,而且今天中午又是没间断的会谈,下午再专访,您会不会感到有点累?

    任正非:不会,我中午还改了昨天德国记者采访的纪要。

    记者:这是不是您工作的常态?

    任正非:但是我一般午觉20分钟左右。

    记者:今天中午午睡了没有? 

    任正非:睡了,有20分钟吧,谁能证明我中午睡了多长时间,因为我睡着了我就不知道了。

    记者:当外界都在担忧华为如此生死攸关的一个时刻,您反而有点超然物外要谈教育,教育还是您最关心的事情,为什么? 

    任正非:第一点我们从来没觉得我们会死亡,我们已经做了两万枚金牌奖章,上面题词是不死的华为。我们根本不认为我们会死,我们为什么把死看得那么重,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梳理一下我们存在的问题,哪些问题去掉,哪些问题加强,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一些高端的产品美国也没办法,因为我们完全靠自己不靠美国。我关心教育不是关心华为,是关心我们国家。如果不重视教育,实际上我们会重返贫穷的。因为这个社会最终要走向人工智能的,因为你可以参观一下我们的生产线,20秒钟一部手机从无到有,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未来我们几百条上千条的生产线完全是自动化的,所以我们的人的文化素质不够,至少你没受过大专或者大学以上的教育,你的英文也不好,计算机也不好,做工人的机会都不存在。从我们公司的缩影就要看到国家,放大来看国家,国家也要走向这一步,否则国家是没有竞争力的。

    任正非: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是什么,比如硬件、铁路、公路、交通设施、城市建设、自来水各种环境的硬设施,硬设施没有灵魂的。灵魂在于文化、在于哲学、在于教育,一个国家有硬的基础设施,一定要有软的土壤,没有这层软的土壤任何庄稼不能生长。为什么别人不会提这个问题,我会提这个问题,我们真正在科学技术上是领导这个世界的,我能看见我们科学家的工作状态。我只要一出国,到了任何一个研究所,每个科学家都争着上来讲他的方程,十年二十年以后这些东西产生的结果。比如他演示系统方程给我看,说这个将来毫米波可能会给人类提高一百倍的带宽,但是只增加两倍的钱。就是你多出两分钱,你就可以获得一百倍的带宽,所以穷人都能消费起了。这些基础的科学走到这一步,如果没有从农村的基础教育抓起,如果没有从一层层的基础教育抓起,我们国家就不可能在世界这个地方竞争。因此我认为国家要充分看到这一点,国家的未来就是教育。 

    记者:您认识到了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但是您企业再大也就是一家企业,您能为改变这个社会问题能做些什么?

    任正非:因为我只是我能看到科学家的真实研究能达到的水平,达到这个水平的难度我知道。我认为要从最基础抓起,要尊师重教。能真正这样子将来这个国家二三十年、三五十年有希望,这个二三十年人类一定爆发一场巨大的革命,这个革命的恐怖性人人都看到了,特别是美国看得最清楚。看得最清楚,他们才能打你这个出头鸟。他们没想到我们早就准备消灭不了,他们没想到。他们以为架起几门炮吓唬一个国家的时代,还是那个时代,可能误判了。以为抓起我们家一个人来,就摧毁了我们的意志这个也误判了。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其实从今天抓起,如果我们农村的孩子二三十年以后好多都是博士硕士了,这会为国家在新的创新领域去搏击,争取国家新的前途和命运,这才是未来。

    记者:任总,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以人才为例会影响到华为公司未来若干年的发展吗?

    任正非:不会。 

    记者:您有充分的人才储备吧?

    任正非:对,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国网罗最优秀人才,比如我们在英国建芯片工厂,我们从德国招博士过去,德国博士动手能力很强。我们可以在新西伯利亚大学里面,把世界计算机竞赛的冠军,用五六倍的工资招进来。我们在俄罗斯提高了工资待遇,俄罗斯很多博士科学家就争着到我们这来工作。

    记者:既然如此,您为什么要操一份也许在别人看来是闲心的心?

    任正非:爱国,爱这个国家,希望这个国家繁荣富强,不要再让人欺负了。

    记者:还有一个人们特别关心,外界有人说华为可能是从有公司以来现在是最艰难最危机的时候,您这么看吗?

    任正非:不是,我们今年至少增长20%,每一个部门都跃跃欲试,我叫他们把计划报低一点,不然上头奖金就压你们了。

    谈孟晚舟:她很乐观,每天都很充实

    记者:刚才有记者同行也拿出这张飞机的照片,同样我们也拿到了,这张照片您也非常喜爱,因为它本身是一张伤痕累累的照片。 

    任正非:昨天晚上半夜上网看到这张照片,很像我们公司,一边飞一边修飞机,争取能够飞回来。

    记者:说到这架飞机我有一个问题给您,这架飞机可能之所以能够飞回来,是因为它的要害部分没有受到伤害,有没有可能有一天这架飞机在飞的时候,发动机、油箱,它的要害部位受到了攻击,那怎么办?

    任正非:现在我们要讲两个故事,第一个德国,第二个日本。大家知道德国因为不投降,最后被炸得片瓦未存。日本也受到了强烈轰炸,日本投降。结果日本没有被完全摧毁,但是大量的工业基础被摧毁了。当时有一个最著名的口号,“什么都没有了,只要我的人还在,我就可以重整雄风”。德国历史看得清清楚楚的,没多少年德国就振兴了,而且所有房子修复了,修复跟过去一样。日本的经济也快速恢复了,得益于他们的人才,得益于他们的教育,得益于他们的基础,这点是最主要的。所有一切失去了,不能失去是人,人的素质、人的技能、人的信心,这一点应该是很重要的。

    记者:这一次在这样的背景下,您担不担心她未来怎么样?

    任正非:不担心,因为现在我女儿本身也很乐观,她自己在自学五六门功课,她准备读一个“狱中博士”出来,在监狱里面完成这个博士学历出来,也没有闲着,每天忙得很。我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她妈接电话,她老公接电话说忙得很,我说忙得很赶快过来接个电话,她说很忙的,充实得很。

    记者:她现在在哪里? 

    任正非:在温哥华,软禁状态,软禁不是监禁,四周都有警察包围着的,但是生活还是自由的。 

    记者:如果她这种情况持续很长的话?

    任正非:关键美国和加拿大是法治国家,你要通过证据来证明她有没有罪,我们完全站在理上,事件都轰动了,加拿大最大的报纸头版头条的主要标题,就写孟晚舟事件典型的国家违法事件,就像我们人民日报大标题写的是这个事件。你想一想,我们不在理上,人家会有这样的东西吗?

    谈芯片供应

    记者:海思在近段时间以来,在所有人的心目中几乎像一个英雄一样?

    任正非:本来就是英雄,你想他们奖牌拿了多少,这个职级有多高,各方面的收入有多少,我就问过他们。他们说默默无闻,我说钱少了吗,不少,那就行了吗? 

    记者:你为什么要用钱这个标准来问?

    任正非:开玩笑,他们也想去张扬一下,不允许。他们那个手机研发的人也跑到台上去演讲,我们就批评老老实实回到科研室去,不要去社会上讲,让他们搞销售的去讲,你那个搞研发的不要去讲。

    记者:为什么?

    任正非:踏踏实实干活,活没干好,张扬有什么结果。

    记者:对他们来说什么叫干好了?

    任正非:产品。

    记者:如果他们始终憋着,能证明他们是干好还是没干好?

    任正非:他们怎么会憋着呢,回去老婆老表扬他,他老婆一天出去买好几个包,回来就说你看这包好不好看,不就是表扬他了吗,他不挣那么多钱,老婆能拿什么去买包?跟我们市场系统、研发系统同等重要的部门,他们就是正常拿工资,拿奖金,人人都一样戴大红花,你看我们给员工发的奖牌。

    记者:真漂亮,这是给哪位员工发的?

    任正非:谁评上就给谁。

    记者:评的是什么奖?

    任正非:明日之星是每年20%,20%大概4万人左右。我们的奖牌都是很厉害的,都是全世界的造币厂在为我们公司造奖牌。

    记者:今天上午您也说到他们了,一直就是低着头夹着尾巴做人。

    任正非:憋不住了。 

    记者:最后憋不住了,终于轮到他们去昂起首来了,这是好事吗?

    任正非:现在也不能说是好事,也不能说不是好事,已经发生的我们就决定了,就不要去收回。 

    记者:就在当年2004年甚至更早的时候,中美关系一切正常,而且国际供应链一切正常,为什么您会预想假如这个世界不正常怎么办?

    任正非:这个东西我这么讲,我们曾经是准备用一百亿美金,把这个公司卖给一个美国公司,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再发展下去就和美国要碰撞,一定要去碰撞,因为卖给人家的时候,合同也签订了,所有手续办完了。那么我们穿上花衣服,就在海滩上跑步,比赛跑步,比赛打乒乓球。但是这个星期美国公司的董事会发生变化,新董事长否决了这项收购,那么好我们回来再讨论我们还再卖不卖,少壮派是激进派,坚决不再卖了,那不再卖我们就说十年以后我们和美国在山头上遭遇。遭遇的时候我们肯定是输家,我们拼不过他们刺刀,他们爬南坡的时候是带着牛肉,罐头,咖啡在爬坡,我们这边背着干粮爬坡,可能爬到山上我们还不如人家。好,那我们就要有思想准备,那思想准备我们就准备,备胎计划就出来了。当然今天有人也说,5G将来会不会分裂成两种标准,西方一种标准,东方一种标准,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人类好不容易统一了一个标准,为共同的全球云社会服务,这样两种标准就是两朵云,这个东西将来是很难交融。在这样的前提下美国今天把我们从北坡往下打,我们顺着雪往下滑一点,再起来爬坡,但是总有一天两军会爬到山顶,这时我们决不会和美国人拼刺刀。我们会去拥抱,我们欢呼,为人类数字化、信息化服务胜利大会师,多种标准胜利会师。我们理想是为人类服务,不是为了赚钱,也不是为了消灭别人,大家共同能实现为人类服务,不更好吗?不是有人提过吗,既然有备胎你为什么早不用呢,我们就是为了西方公司的利益,我们不让西方的利益被挤榨了,朋友就变多了。你看我压制住公司不要做8K电视机,日本 韩国所有的电视机用的是我们的芯片,用的是我们的系统。

    记者:可能很多人就不大能理解,刚才您说的这样一句话,有的时候我们放着这个钱不挣,要让别人去挣,这是什么样的考虑?

    任正非:我们已经够多了,要不要讲讲,把他们常务董事会去年利润太多的检查拿来给你看看,我还没批示。

    记者:这太炫富了吧?

    任正非:不是,战略投入不够,我们战略投入不够,我们战略投入够一点,那我们今天的困难就少一点。

    记者:您这里面没有炫富的意思?

    任正非:没有。

    记者:没听出来?

    任正非:没有。

    记者:那您怎么说钱多了的事?

    任正非:就像你家的土地,牛粪、猪粪撒在地里去一样,土壤肥力好了,你们家过几年庄稼就可以多收,我们现在讲要加大战略投入,就是这个原则。

    记者:我们就按照一切惯常的这样的发展,而没有出现中间的这种意外的话,在您的构想中海思它的存在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任正非:现在海思有大量的基础理论,这个基础理论也是战略研究院在外面撒胡椒面形成的,它没有基础理论,它咋能走到这个程度。

    记者:是不是它们永远不启用,才是一个正常的好的状态?

    任正非:一直也在用,没有说不用,只是说现在可能就是他们挺身而出,主要以他们供应为主体,如果说正式断了以后,如果是美国继续恢复供应,他们还是继续少量生产。

    记者:您觉得还能有这天吗?

    任正非:也许也许,美国走走发现走错了,它就自己纠正了。

    谈美国禁令:感谢美国,华为会越来越强大

    记者:换句话说,华为有了90天的这个临时执照,您怎么看这90天,90天您可以做些什么?另外如果这个新闻是真的,这个90天又被取消了,您又怎么看待这种反复?

    任正非:我觉得这90天对我们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就不需要90天,对吧,但是借此我要来讲一讲,我非常感谢美国公司。这三十年来说,美国公司伴随着我们公司成长,做出了很多无私贡献,教明白了怎么去走路,特别是在今天危机时代,正体现了美国企业的良心。应该是前天晚上徐直军在半夜,我记不得了大致两三点钟,打电话给我,报告了美国企业的努力正确对我们的情况,我流泪了,我感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记者:您第一句话就说要感谢美国,是他们教给我们怎么走路?

    任正非:对。 

    记者:怎么能够成长,今天让您让华为公司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复杂里面有不公的,也恰恰是这个国家。

    任正非:从来都是学生超过老师,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学生超过老师,老师不高兴,打一棒是可以理解的。世界流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是一对父子发明的,叫伯努利。伯努利这个父亲嫉妒自己儿子,在空气动力学上超过他,残酷地迫害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他的学生。美国是我们的老师,看到学生超过它不舒服也是存在的,没关系,写论文的时候加一个名字,把它放在前面就行了,我放在后面不就完了吗?

    记者:您准备怎么去面对未来,也许会长期存在的这个中美贸易冲突?

    任正非:这本来就是可能长期我们准备打持久战的,我们没有准备打短期突击战,我们持久战越打,我们可能会越强大,我们渡过磨合阶段,产品切换磨合这个阶段,其实我们可能更强大了。 

    任正非:备胎好用你咋不用?他就不理解我们的战略思维。我们不愿意伤害朋友,我们要帮助他们有良好的财务报表,我们没有和美国公司表明我们用我们器件就不用你器件,没有说过这个话。我们很希望美国公司继续能给我们供货,我们共同一起来为人类服务。在早先时候我们都把在这方面芯片开发的心得告诉对方,甚至我们连研究的成果,我们自己不生产交给对方生产,这很多,要不然全世界的供应商怎么会跟我们那么好。

    “我就觉得中美贸易的根本问题还是科教”

    记者:您反对的是那种盲目的,在补短板的过程中,这种所谓的知识产权的创新?

    任正非:坚决反对,我就是最典型的,就是短板不行。我在家里经常太太、女儿都骂,这个笨得要死,笨得要死,我这一生就是说短的,去你的,我不管了,我只做长我这块板。让我再拼一块别人的长板,拼起来不就是一个高桶了,为什么要自己变成一个完整完美的人?完美的人就是没用的人,我们公司从来不用完人,一看这个人总是追求完美,就知道他没有希望。这个人有缺点,缺点很多,这个人好好观察一下,在哪方面能重用他一下。如果说他不会管人,就派会管人的副职去,派个赵刚去做政委就行了。我就举个例子,俄罗斯有个科学家小伙子,大数学家,我今天早上跟他们说,你们有合适的女朋友给他介绍一下。这小伙子不会谈恋爱,就是只会做数学。他到我们公司来十几年,天天在玩电脑,不知道在干什么。然后我们管五万研发人员的人到莫斯科去看他,打个招呼,一句话就完了。我给他发这个院士,他是院士,我给他发那个牌牌的时候跟他讲话,嗯、嗯、嗯,三个嗯完了,没有了。

    记者:他听不懂中国话吧?

    任正非:那有翻译,不需要懂中国话的问题,就是说他不善于打交道,他十几年默默无闻在干啥,我们并不知道。突然告诉我,我们把2G到3G突破了,这个算法突破了。一讲,我们马上在上海进行实验,实验确实证明了,我们就这么一下,就领先全世界。 

    记者:所以说这就是你们华为公司的这个长板就长在这了。

    任正非:对,基础理论太冷板凳了,一般人都不愿意坐的,那不轰轰烈烈。 

    记者:您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查?

    任正非:我就希望我们国家繁荣富强,希望国家能实现自己国家的梦想。

    记者:今天记者会上您特别提出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是国家层面要考虑的事情?

    任正非:是党和国家的责任。

    记者:但是您作为一个企业家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研?

    任正非:它有一个权威性,要做一个这样的报告中央会相信,而且他们调查了全世界的教育,他们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记者:为什么您是以您自己的钱资助他们去做这件事,而没有动用公司的钱?

    任正非:我跟您讲我动用公司钱是集体的钱,这是要有流程和表决的,我动用自己的钱管不着。比如说我最近去了普洱,它把地方文化搞得很有特色,我那天看了一场一个村庄的演出,我很感慨。我说那我得送点什么呢,我就送你五台钢琴,我就发五台钢琴。我给贵州省的捐献,大概有上千台钢琴了,也是我自己捐献的。我希望从青少年开始,就不要单纯就是数理化,应该有全面的思想的发展,奠定一个广阔的文化基础,对吧。 

    记者:您的父母曾经告诉您,一辈子不要做老师?

    任正非:是。

    记者:但是您回头看您这一辈子,几乎一直在关注教育为什么?

    任正非:因为我父母是乡村教师,父母跟我们讲,今生今世不准当老师,对我们人生选择,你做啥都不管,但是今生今世不准做老师。我们印象很深刻,果然我们后来都没有做老师的。但是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没有老师这个社会怎么办,问题就要改变对教师的政策。所以我才说再穷也不能穷老师,就是说再穷也要对未来投资,就像我们战略投资一样,我们每年给大学那些教授支持的钱数额都是巨大的,说我有实力,是因为我对未来有投资。如果我们国家对教育也是这样,教育是国家未来,如果我们的教育像日本一样,像北欧一样,像德国一样,像这一样,我们国家还担心什么,和美国竞争的问题,今年稍微不行,明年就出来几个优秀的人,就领着又冲上上甘岭了。如果说我们的教师待遇不高,优秀的人都不愿意去当老师,那只会马太效应,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优秀的人愿意去当老师,只会越来越优秀,马太效应,就是这个效应,对吧。 

    记者:所以在您看来再穷不能穷老师和再穷不能穷未来是一个道理?

    任正非:一样,我们可以讲,在日本一个小学教师,娶一个电影明星做太太,但以前是有名字的,现在我不讲这个名字了,很正常,觉得很荣耀,不觉得不荣耀。当然我们国家七十年来有巨大进步,这三十年也有巨大改善,对吧,教师的生活也有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要看到他们是我们祖国的未来,他们是国家未来。他们担负着花朵,给花朵浇水的人。我们都不给花朵浇水的人一种事业心一种使命感的话,他就少浇两次水,花枯萎了,我们不就是一个乔布斯少掉了吗?

    任正非:修桥、修路、修房子,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了,这个芯片砸钱不行的,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中国要踏踏实实在数学,物理、化学、神经学、脑科学,各个方面努力努力地去改变,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站得起来。

    记者:我们把这个谈教育的背景再放得宽一点,如果教育是这样的现状的话,我们怎么去面对现在以及未来很有可能持续的中美贸易争端?

    任正非:我就觉得中美贸易的根本问题还是科教,科技教育水平,国家一定要开放才有未来,但是开放一定自己要强身健体,强身健体的最终是要有文化素质。

    记者:这样我就能理解,为什么您在大家都在关注中美贸易争端在关注这个背景下华为的未来的时候,您不关心这个,您关心的是我们的教育?

    任正非:对,华为的未来不用我想,我们下面的人就应该想得比较清楚,他们只是希望得到我支持一下,就行了我不需要具体地去操心华为太多的事情,我在华为已经是个傀儡了,这傀儡就是人家来问你一下就算数,不问我我就不知道。

    记者:但既然您如此定位自己在华为的这样一个位置,您为什么不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赶紧退休去上一个数学的学位呢?

    任正非:我觉得这个现在很难回答你。

    记者:闲下来可以养花可以养动物,为什么您要养数学? 

    任正非:你想想我将来会是养花的人吗?首先我太太她信不信我养花,她不相信我会养花。我说我要退休,根本就不相信我,你别说那个话,我根本不相信你会退休,你不干到走不动,你就不会退出舞台的。

    记者:换句话说您想学数学这个愿望,这辈子可能实现不了了?

    任正非:有可能,有可能。

    记者:美国压境的时候觉得您是民族英雄,您愿意接受这样的称号吗?

    任正非:不接受,狗熊。我根本就不是什么英雄,我从来都不想当英雄。任何时候我们是在做一个商业性的东西,商品的买卖不代表政治态度,这个时代变了,怎么买苹果手机就是不爱国哪能这么看,那还开放给人干什么?商品就是商品,商品是个人喜好构成的,这根本没啥任何关系。媒体炒作有时候偏激,偏激的思想容易产生民粹主义,对一个国家是没好处的。

    记者:那您觉得您希望民众,现在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华为这样的公司? 

    任正非:不需要,希望他们没心态,平平静静、老老实实种地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多为国家产一个土豆就是对国家贡献,多说一句话,浪费别人的耳朵,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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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驰女车主维权案处罚结果公布:4S店被罚款100万丨钛快讯

    奔驰女车主维权案处罚结果公布:4S店被罚款100万丨钛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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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钛媒体5月27日消息,消费者W女士(化名)奔驰维权案引起社会关注。前期西安市高新区市场监管部门已依法立案调查。有关消费纠纷也达成了和解协议。

    5月27日,高新区市场监管部门通报有关涉嫌违法案件调查处理结果:西安利之星汽车有限公司存在有销售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的商品,夸大、隐瞒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信息误导消费者的两项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合计100万元罚款。

    关于W女士购买的轿车发动机漏机油问题。据法定鉴定机构鉴定:

    1、该车发动机缸体右侧因破损并漏油。该车发动机在装配过程中将机油防溅板固定螺栓遗落在发动机内,发动机高速运转过程中,其第二缸连杆大头撞击该遗落的螺栓,使该螺栓击破缸体。

    2、该车发动机无更换、维修历史。

    3、该车发动机存在装配质量缺陷,属于产品质量问题。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据调查和委托鉴定意见,西安利之星公司销售给W女士的轿车存在质量问题,虽然不存在主观故意,但仍然违反了法律规定,侵害了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权,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所指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的情形,市场监管部门依据该法有关规定,处以罚款50万元。

    另据调查,西安利之星公司在售车过程中,隐瞒有关信息误导消费者与陕西元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署垫款服务协议并支付服务费,从中获取了收益。该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违反了《陕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三十三条(十二)项所称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不得夸大、隐瞒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质量、性能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信息误导消费者的禁止性规定,市场监管部门依据该条例有关规定,处以罚款50万元。

    以上两项处罚合计罚款100万元,收缴国库。

    执法部门对陕西元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涉嫌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已另案查处。对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涉嫌销售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产品的行为,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之规定,已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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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动内容的游戏化“升级”

    互动内容的游戏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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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于《隐形守护者》

    文|光速追猎者

    在iOS版上线半个月后,以互动影像游戏为卖点的《隐形守护者》也于日前登陆了安卓平台。

    凭借逻辑缜密的剧本故事与新颖的互动形式,这部《隐形守护者》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先后上线Steam中国区和WeGame,分获全球热销第一和平台好评率第一的认可,WeGame上用户好评率达96.3%。TapTap、豆瓣、知乎等平台的高推荐评分等,已经证明其实力不俗。

    从2018年的《黑镜:潘达斯奈基》到今年年初的《隐形守护者》,在充斥着融资难、版号危机、行业补税等众多外力造就的文娱寒冬中,交互式内容算是文娱领域难得的风口。

    “小游戏”

    这个时间点风口很难得。

    难得不光是资本寒冬的大背景,还有互动内容直接从底层改变了传统线性故事内容的架构方式,内容不再是创作者的一言堂,用户可以一定程度上介入剧情的走向,哪怕只有非常有限的一点权力,也令观众大呼过瘾。

    这是对传统线性内容创作方式的直击,这是资本、题材、IP、流量明星这些过去玩腻的套路都无法达到的效果。因为要颠覆整个生态体系。改动的地方就越需要贴近底层。

    然而这样改动却不免令光速产生疑问,互动原本只是游戏的专利,如今要变成大锅饭了吗?

    就从这半年来看,似乎是有这样的架势。

    影视作品有《黑镜:潘达斯奈基》和《隐形的守护者》带来的关注,漫画中有《恋世界》这款怎么看都像极了网文APP的互动漫画掀起小波澜,即便在应用商店中《恋世界》是以游戏的面貌出现。就连与互动几乎绝缘的网文小说也在尝试着互动。比如话本小说APP,其中的文字泡对话和智能更换主角方式,个人认为确实比传统的纯文字网文更具有代入感。

    互动内容是非游戏内容向游戏的学习和升级。但非游戏内容的游戏化之路却早已经开始。尤其是电影与游戏之间,视频游戏不仅为电影提供了很多故事素材,也同样给电影的制作赋予了很多解构上的灵感。

    一种可以将其称为存档式内容,类似于线性推进游戏关卡中即时存档,通过一遍遍的尝试最终通关,上映于1993年的《土拨鼠之日》以及由汤姆克鲁斯主演、上映于2014年的《明日边缘》均属于此类作品。两部电影的主人公均具备了时间重置的能力,经过多次循环经历同一天,最终打破循环获得圆满结局。

    另一种则是将不同选择的全部呈现出来的关卡式内容。上映于1998年的德国电影《罗拉快跑》就是此类内容的经典代表,电影讲述的故事只是一个单纯的主题—女主人公如何在20分钟内弄到10万马克救自己的男友,这很像游戏中的小关卡,考验玩家如何完成目标。

    导演为观众呈现了三种过关方式—借钱不成变抢劫被打死、威胁借钱被车撞死、赌博赢钱成功,尽管整部电影多结局的剪辑显得晦涩,内容本身也不是大制作,但这种游戏化的解构同样在观众心目中留下了一笔。

    不论存档和关卡式,这都是在线性内容模式下的初步游戏化,如果用游戏来形容,不过是一个“小游戏”罢了。这些电影也无法改变线性内容完全没有交互的特性,直到《黑镜:潘达斯奈基》和《隐形守护者》走红,才令非游戏内容真正具备了互动功能。

    至此,“小游戏”时代结束。

    “单机游戏”

    1997年,浙江电视台曾经开播了一档真人电视谈话节目《人生AB剧》,根据观众的投票决定一个小故事中人物的命运走向,以此来引申出人生意义和对社会现象的深刻反思,

    这部真人电视节目与如今的《黑镜:潘达斯奈基》、《古董局中局:佛头起源》、《隐形守护者》等互动剧在内容形式上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通过在关键节点进行选择达到观众引导剧情的目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生AB剧》在实际播出的过程中,通常会根据现场观众的投票选择来播出之后的剧情,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无法看到所有预制内容。

    最近大半年涌现的众多互动剧,令观众有了更强的控制力,观众可以通过二周目、三周目的反复观看,找到多分支结局,也看到全部内容。

    互动剧呈现的内容体量,比起《明日边缘》和《罗拉快跑》这样的线性架构电影还有《人生AB剧》要充实了很多,从体量、内容形态和创作上都更接近现行的单机游戏。

    章节或者关卡式的单机游戏整体上也保持着线性的主要架构。游戏设计者希望玩家遵循自己设计的途径完成相应游戏,此时会采取一些小的限制性手段来合理杜绝玩家的探索欲望。

    《战神》中的奎爷经常会被一道门、或者某个巨大的神像挡住去路,迫使玩家在特定场景里找到道具后才能前进。为此,不少玩家经常吐槽,弑神如砍瓜切菜的奎爷,为什么连一道门都无法破开?

    《轨迹》系列中推动主线剧情时经常要主角团队与核心NPC进行对话,搞到关键情报后才能继续,如果缺少了相关步骤,玩家在前往别的游戏场景时会得到诸如“目前还没有得到XXX情报,还是在城里继续转转吧”等系统提醒,

    《隐形守护者》也同样在使用类似单机游戏的架构。尽管其中包含有多个结局,但除了“红色芳华”这个主线结局之外,其它的结局多少显得意犹未尽。而在故事中发生的其它结局,不是潜伏失败这种惯常式Endgame,就是各种提前结束进程的无益选择。互动内容的设计者一样要观众顺着其意愿往前走,而目前的交互影视、漫画也基本遵循着单机游戏这一创作思路。

    显而易见的好处是,将单机游戏的剧情解构方式用于非游戏的内容创作,并不会为其增加多少成本。不久前的爱奇艺世界大会中,灵河文化传媒 CEO白一骢表示“不会出现成本成倍增长……不会想象中那么可怕”。

    目前没有确实数据证明结论,但从目前几部作品的故事线架构就能看出,制作者只需要在主线剧情之外制作好分支剧情的内容就行,这些分支剧情往往只需要小篇幅制作就能实现结局,提前终止进程,或者将剧情引回主线,在成本层面,会增加制作费用是必然的,但也绝对没到翻倍那么夸张。

    “单机停滞”

    互动内容在“单机游戏”时代会停留一段时间。

    作品题材单一,题材上的纵向扩展会不断吸引后继者不断入局。

    以游戏开发者、网络小说写手、影视行业从业者、漫画从业者为主的各种内容创作者,需要时间在多种内容题材中进行尝试,开发蓝海市场。《隐形守护者》、《古董局中局:佛头起源》、《恋世界》虽然市场反响不错,但在题材方面还是过于单一,互动内容需要在悬疑解谜之外的题材上进行尝试。

    5月22日,在2019腾讯全球数字生态大会的ACG专场上,腾讯发布了一款RPR互动阅读内容《十八英灵》。《十八英灵》会以项羽、张飞等中国英雄为原型,讲述热血青年拯救人类文明的冒险故事,其以声光影音效果配合,读者可以自己选取路径互动体验。

    而在文创的横向联动上,游戏、影视、动漫之间的关系则会更为紧密,影漫游的IP联动也会有更多的玩法。爱奇艺动漫事业部总经理林玲玲认为,在内容边界感越来越模糊的情况下,未来内容形态互相之间的转化应该是越来越流畅。

    比如此次登陆手机平台的《隐形守护者》,在影视和游戏之间转换的极为顺畅,游戏几乎就是原版影视作品的完美移植。互动内容会令游戏改编电影中出现烂片的几率会大幅降低,游戏的吸金能力能在相当程度上冲销制作成本小幅上涨带来的投入增加的担忧。

    互动内容可以更好的实现林口中的“一鱼多吃”,让IP之间的泛娱乐衔接更紧密,

    只是这都需要时间来验证。

    文创内容的制作周期都比较长,哪怕是一款最平常的游戏,其平均制作都在6~8个月左右,好一些的影视作品都是以年为单位不断磨砺。如果要做互动内容的市场验证,制作周期加上市场反馈,怎么也需要按年来计算。

    这其中的投入会让一些文创类公司的财报变得异常难看,但制作内容的投入却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为了将风险将到最低,需要以“网游化”的互动内容作为战略前提。

    互动内容走的是游戏化升级的路子,在经历了小游戏和单机游戏时代后,互动内容最终会迎来网络游戏时代。

    看看游戏业。如今的中国游戏是一个产值规模超过2000多亿的庞大产业,而其中网络游戏规模更是达到了1600多亿,占比超过了四分之三。

    游戏不是生活必需品,玩家拥有高度的自主权可以用脚投票。投票结果显示,网游比单机游戏的魅力大的多,不说中国,就是国外市场,网络化的单机游戏也在不断增加。就连网瘾这样的负面效果也比单机游戏盛行的时代要大了很多。

    按照这种升级路径,“网游”才是互动内容的未来。

    “网络游戏”

    互动内容的网游化,可以具象理解为如带有交互功能的漫威宇宙。

    目前漫威十年来所推出的20余部电影作品,虽然关系庞杂,但能够按照时间顺序构建起时间线结构。如果加入互动选择,那么肯定的是,漫威宇宙再也无法按现有的时间顺序发生了。

    如果钢铁侠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是否不会有复联的诞生?

    如果超级英雄们都选择签署索科维亚协议,是否就不会有后来的内战,抵抗灭霸是否又是另一个结果?

    如果复联3中星爵没有打灭霸那一拳,蜘蛛侠能摘下手套,是否就不会有复联4的剧情了?

    好的内容可以引发人们的回味,但创作者只能为观众表现其中的部分想法。所以加入互动,开启更多可能,内容的链条像蜘蛛网一样扩大,进而开启更多可能。

    打开内容的多元宇宙,这是属于网游化互动内容的魅力。

    这种魅力能吸引观众为之沉迷,短篇幅的《隐形守护者》和《黑镜:潘达斯奈基》都在网络上获得了口碑上的良好反馈。视频UP主在解说《隐形守护者》时的沉浸体验非常明显,在App Store应用平台上的评分也达到了4.4分,很多用户都以两次付费解锁了全部章节。

    但这种魅力也会令创作者疯狂。多结局的故事线使得创作者不能再专注于一条故事线的深思熟虑,而是要考虑到什么地方放入交互、不同选择又能够开启什么样的故事线。如果要以网游的思路来创作互动内容,还要考虑构建一个拥有足够扩展空间的源故事。

    单靠少数创作者显然不行,吸纳更多的同人作者来共同创作必将成为趋势,现行的创作体制和商业模式也会受到动摇。不分影视、漫画、小说,所有非游戏的内容形态也需要像游戏一样进行迭代式开发。

    创作者和商业模式之外,创作工具也是必不可少的战略性资源。开发游戏需要引擎,所以有了虚幻、Unity、寒霜、变色龙等各种通用或非通用的众多游戏引擎,开发互动视频,爱奇艺也没忘要推出与之配合的制作工具平台IVP。漫画?动画?有声读物,交互内容都需要有对应的开发工具。

    开发工具、创作者,加上无法预估的时间精力,这些投入能换来什么回报?

    从过往的财报上看,文创传媒类公司向来最怕的两颗痛点就是业绩不稳和商誉爆雷。但游戏公司却因为游戏现金流的存在,拥有着相对稳定的业绩表现,如果非游戏的内容都能完成像网游那样的升级,最终形成迭代式开发和持久运营,一旦在市场空窗期占据优势形成可以扩展的IP交互宇宙,那就能形成具备较长周期的IP和内容矩阵,更会拥有相对稳定的现金流。

    拥有稳定的现金流,此前依靠并购进行多元经营的战略也可以得以改变,商誉爆雷出现的概率也能大为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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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化与淘汰,金融业正迎来新常态

    分化与淘汰,金融业正迎来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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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洪言微语,作者|薛洪言

    科技浪潮下,互联网江湖英雄尽起,藩篱被打破,金融牌照,终于飞入寻常百姓家。不过,从高不可攀到触手可及,却未必都是惊喜。

    2013年以来,于互联网机构,金融牌照时而为香饽饽,时而为烫手山芋,冷暖之间,折射出金融业底层逻辑的演变。

    趁虚而入

    本世纪初,互联网大潮席卷各行各业,零售、餐饮、出行、文娱等产业相继完成互联网改造,线上场景愈发兴盛,对线上金融提出需求。

    而金融业,一直处于国民经济金字塔尖,虽服务实业,又俨然高于实业。在塔尖待久了,传统金融机构习惯了躺着赚钱,对实业新趋势视而不见,愈发脱节,线上化动力不足。

    线上金融严重滞后于线上场景,“被逼无奈下”,线上场景方趁虚而入,开启了场景自金融探索,互联网金融崛起了。

    2004年的第三方支付,2007年的P2P,2010年的电商小贷,甚至2013年的宝宝理财,都是捡了传统金融机构“不作为”的漏,在市场缝隙中萌芽、壮大。

    壮大后,合规愈发重要,互联网机构对金融牌照的渴求强烈起来。

    银行、保险、证券、基金、信托等主流金融牌照门槛太高,互联网机构有心无力,小牌照们成为主流选择,主要包括两类:

    一是小贷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等地方性牌照;

    一是第三方支付、消费金融、民营银行、基金销售、保险代理、保险经纪等一行两会直管的牌照。

    火热申牌潮中,只有P2P创业者无牌可申,略显尴尬。好在,上有国务院“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定调,下有金融巨头(平安、国开行、招行都有过深浅不一的布局)布局P2P稳定军心,资本、创业者、实业集团,对P2P热情不减。

    是时,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等传统金融机构正沉浸在大资管的繁荣之下,把互联网机构、实业集团高举高打、“集卡式”申牌视为小打小闹,不屑一顾。

    2012年,证监会召开券商创新大会,鼓励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发展资管业务,银证、银基登上舞台,大资管黄金时代开启。

    之后的几年里,银行理财手续费收入增长提速,到了2016年,16家代表性银行理财手续费收入超过2400亿元,其中四大行超过1500亿元。反观互联网金融的实践,苦活累活不少,不但不赚钱,还要不断砸钱。银行聚焦大资管业务,显然“高明”地多。

    不过,轻松得来的总是短暂,辛苦打下的才是江山。

    当金融机构脱实向虚的模式被纠偏,大资管梦破,银行理财收入掉头而下;回过头来搞零售转型、科技驱动时,发现昔时的小不点已成巨头,竟追赶不易。这已是后话,不再多言。

    去牌照化

    2016年之前,互联网机构享受着“业务大发展、牌照大丰收”的高光时刻,抓住传统金融机构脱实向虚的时间缝隙,打了漂亮的一仗。

    不过,孙悟空本事再大,也逃不出如来手掌心。

    牌照既是盾牌,亦是枷锁。当互联网机构把牌照握在手上,获得合规身份,也跳进监管栅栏里——作为被监管者,失了自由身。

    金融监管天经地义,无甚不妥。不过从市场演变角度看,强监管的来临,的确促成了互联网金融的转向。

    2016年,互联网金融强监管来临,导火索是e租宝、泛亚等非法集资事件,监管重点是非法集资和资金安全,P2P和线下各类投资理财公司是重点关照对象。

    2017年,传统金融强监管来临,为切断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之间的传染链条,地方股交所/金交所成为监管重点,各大互联网平台挥泪下架各类金交所合作产品,丢了定期理财产这个大市场。

    就各个业态来看,

    P2P一直以《P2P网络借贷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为蓝本推进合规整改,等待备案,且整改期间,新设P2P平台不予备案;

    支付行业沿着断直连、备付金集中存管的大方向有序推进,支付牌照暂停发放;

    消费金融继续享受政策扶持,却也因校园贷、现金贷、套路贷等舆论热点问题频频引发监管之手纠偏;

    网络小贷牌照停止审批;

    民营银行牌照沉寂两年之久才再度开闸(2019年5月23日江西裕民银行获批)。

    ……

    组合拳式的互金强监管带来两个显著变化:

    一是业务形态小微化。草莽阶段傍大户起家的平台,好比42码的脚套不上35码的鞋子,始终不习惯与小微客户打交道,不得不黯然退场。存续的机构,也收起了500强的心,踏踏实实服务普惠客群。

    二是科技能力产品化。自身不能无限膨胀,多余的流量、成熟的科技只能出走体系外,与遭遇转型困境的传统金融机构一拍即合,科技赋能遂成为双方停战止戈、进而精诚合作的纽带。

    随着科技赋能成为潮流,互联网巨头在开放平台中发现新天地,业内又兴起一股“去牌照化”暗流。

    2018年,相继有巨头公开表态,要做科技平台、不与传统金融竞争。存留的自营业务,被解释为一种试验田——在试验田上跑通业务,继而更好地输出科技能力。

    其他如今日头条等巨头布局消费金融,宁愿选择以引流入手,而非申请牌照。

    同时,在对外宣传上,大家避而不谈牌照,专心致志讲科技竞争力。

    牌照的价值,淡化了。如360金融等新秀,在业务高速发展过程中,自家小贷牌照的存在感微乎其微。据其招股说明书披露,自成立至2018年9月,自家小贷公司参与的业务量不足2%。

    “去牌照化”暗流的背后,是机构对牌照背后监管之手的有意规避。唯一的例外是P2P,P2P对备案的渴求一直不减,且随着监管收紧愈发强烈。不过,那是生存欲,自当别论。

    树不能长到天上

    金融若能躺着赚钱,受点监管算什么呢?去牌照化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正当互联网机构对牌照的热情大不如前时,国家对金融业的定位,也发生了改变。

    本世纪初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提速,经济实力显著提升,作为资本供应方,金融业功不可没,也从中赚取丰厚利润。

    不过,利润并非都来自服务实体经济。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出口受阻,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下降,上市银行净利润却快步提升,迎来了黄金增长期。自那时起,银行就走上了脱实向虚的自增长之路,盈利能力逐步脱离实业束缚。

    尤其是2011-2015年间,实体经济处于转型升级的困难时期,银行转而大力拓展房地产、融资平台和大资管业务,净利润继续保持高增长。期间,上市银行净利润在A股全部公司中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绝对额占据半壁江山。

    一增一减,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减弱,实体经济对银行的约束也减弱。

    但树不能长到天上,实体经济是国家竞争力之本,也是金融业健康发展之本。偏离实体经济的发展模式,注定不能持续。

    2015年,针对实体经济面临的问题,国家开始推动“供给侧改革”,强调“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在此背景下,急需对金融业脱实向虚现象进行纠偏。

    2015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五问中国经济——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形势》,明确提出:

    “目前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全面上升,财政政策要把为企业减负担、降成本作为政策重点,谨防出现经济放缓、企业利润减少但税负增加的“逆周期”现象。稳健货币政策要把好度,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把钱花到实体经济上去。”

    几年整改之后,金融业也迎来一次供给侧改革,核心目标是“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

    至此,金融角色发生改变,不再是金字塔尖的明珠,风景这边独好;而是要成为塔基,脚踏实地、减费让利,为实体经济转型撑起更大的空间。

    在这个背景下,自生式增长的大资管业务遭到强力整顿,普惠金融成为各类金融机构的共同指标。

    可高息不是普惠金融,暴利也不是普惠金融。以高利贷为特征的现金贷产品,持续受到压制;传统金融机构通过提高利率来维持利润增长的做法,也不受鼓励。

    还利于民,成为新形势下普惠金融的重要内涵。换句话说,金融业轻松赚钱的好日子不再。

    在互联网机构眼里,金融开始祛魅,金融牌照,自然也不复此前盛景。

    监管套利远去

    2017年5月,二十国青年评选出中国新四大发明,扫码支付位列其中。经舆论放大,中国金融科技一时风光无比。

    不止扫码支付,在大数据风控、智能金融领域,我国也都有领先之处。环顾过去这些年,我们究竟做对了什么,才使得金融科技享誉全球呢?

    金融供给的不足、互联网机构的努力以及各种机遇、巧合因素,都有影响。但起关键作用的,还是监管因素。

    一则是监管介入时点不同,进而塑造出不同产业生态。

    我国介入时点在后,前期市场自由发展,在试错中涌现出新模式、在竞争中培育出新巨头,缺点是事后需收拾烂摊子;

    国外则倾向于第一时间介入,过早纳入监管体系,新模式尚未长成便汇入主流金融体系,与传统金融机构一个起跑线,模式创新被传统巨头收割,新金融机构长不大,“沦落为”探路者和辅助者,优点是风险可控。

    二则是地方监管机构有意扶持,成为互联网金融早期高速发展的重要推手。互联网金融具有收益本地化、风险外部化的特征,地方监管者倾向于鼓励金融创新、批复金融牌照来实现本地收益最大化。如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在《金融科技时代的地方金融监管》一书中所言,

    “地方政府既要负责地方金融业的发展以促进经济增长,又要履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以防止金融风险,而在财政分权与经济下行的情况下,目标存在冲突,造成了金融稳定的目标往往屈从于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标。”从结果上看,“属地监管与全国经营之间的矛盾易导致地方金融行业的无序竞争”。

    从牌照角度不难发现,互联网机构青睐的小牌照多由地方监管、归地方审批。

    不过,随着对“压实地方监管责任”的强调,地方监管对于属地金融牌照的态度,全面转向防风险:前些年,各地争抢金融牌照资源;这两年,则开始对各类新金融机构谈虎色变。

    典型如P2P备案,最新政策明确了省级平台和全国性平台之分。放在五年前,各地都会表态多争取几个备案名额;现在,一些省市已明确表示不欢迎P2P业态。

    监管套利不复存在,金融牌照的价值,又消减几分。

    迎接新常态

    最后再回转到行业层面。这些年,在科技浪潮下,场景与数据趋于集中,用户与业务趋于集中,大家伙们举足轻重,小机构们则举步维艰。

    数以千计的中小金融机构,或陷入转型泥潭,或选择铤而走险。一场洗牌,在所难免。

    行文至末尾,看到包商银行被接管的新闻。看来,金融机构间的分化洗牌,来的比预期还要猛烈些。

    金融业底层逻辑已变,分化与淘汰,正在成为新常态。(本文首发钛媒体)

    【钛媒体作者介绍: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薛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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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重走老路

    小米重走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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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老铁

    小米在2018年遭遇了库存周转,出货量减缓等多方面的压力,上市之后的这段时间日子过得颇不顺遂,尤其是库存周转周期方面,2018当年该数字为66天,创下历史新高,库存占用大量资金。

    库存周转减缓,这是出货量收窄的体现,因此,到2019年,为刺激出货量,小重新祭起“性价比”大旗,独立红米品牌,红米Note 7,红米Note 7 Pro,红米7先后在今年Q1发布,结合去年末发布的小米Play,大量发布主打性价比产品,拉高出货量的紧迫感显而易见。

    5月28日,小米又要重新发布红米期间机,当前小米的策略是否符合行业趋势,抑或,小米重新走性价比道路能否迎来二次创业高潮呢?

    Q1数据检验:稳定出货量,牺牲毛利率

    小米在Q1财报中,多次引用第三方机构Canalys数据(此前一直是IDC),对该机构的数据是持认可态度的,我们在测试中也发现Canalys较之IDC数据更接近真实,本文也主要以Canalys数据作为行业参考。

    在2019年Q1,小米手机共出货2790万部,根据Canalys 数据,其在国内共出货1050万部,较上年同期的1210万部,下降13%。

    小米当季在海外收入共168亿,用1740万部的海外手机出货量,乘以968.3元的ASP(单部手机价格),得出数据恰为168亿。

    这意在说明,小米在海外出货量甚大,但其销售构成极为单一,主要为手机销售收入,而此时,小米庞杂的IOT产品,以及此前引以为傲的“羊毛出在猪身上”的互联网收入产品,在海外尚未得到表现。

    在2019年Q1,手机业务的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5.8%降为本季的3.3%,小米此前已声明手机毛利率不会超过5%,在海外出货量高达62%的前提下,毛利率的调整,也说明小米在海外进行的一定了促销策略,调低价格,毛利率收到压缩,牺牲盈利性换来出货量。

    此举虽然影响了盈利情况,但总体来看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

    在ASP由2018年Q4的1004.7元降到本季度968元的前提下,小米出货量环比也增长了200多万部,库存也由295亿元调整为259亿元,释放库存,部分缓解现金压力。

    这其实也是小米在外部环境不佳状况之下进行的应激性反应,中断此前的中高端发展战略,重新回到出货量优先道路。

    在互联网收入部分,去年Q3的MIUI曾出现了环比下降,引起外界极大关注,此后几个季度环比均呈正向发展,是小米运营一大亮点。

    在2019年Q1,互联网收入共计43亿元,当季ARPU为16.5元,较上个季度未有变化,结合2018年Q1,该数字为16元,虽然整体ARPU在一年时间内变化不大,但在国内小米手机广告之多,却引来阵阵吐槽。

    近期,小米方面表示用户吐槽极大的手机广告数量过多的问题将得到解决,广告数量和质量要得到优化,由于海外用户尚未进行互联网收入变现,此部分广告主要由国内用户承载,国内用户的ARPU实质是提高。

    但此后小米若如实进行广告优化,此部分收入显然会受到影响。

    总体而言,小米的性价比策略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绩,如释放库存,扩张海外市场等,但重点看待的互联网收入却也进入了成长难题,海外小米理论上应该放弃毛利率不超过5%的承诺(因为无互联网收入),最低也应紧贴5%这一数字,在现阶段,海外用户性价比要远低于国内,但却通过出货量稳定了小米背后的供应链关系,这是关键价值。

    重新审视小米模式

    在小米创业之初,其互联网手机模式十分引人瞩目,从财务角度看,该模式对现金流具有极强的利用,从2015年到2017年,现金循环周期(存货周转天数加贸易应收款项周转天数减贸易应付款项周转天数)分别为-20天、-35天和-38天,作为一个手机企业,小米对供应商账期利用十分了得,彼时小米有货量和品牌性,对供应商有一定议价能力。 

    在2018年,我们经过测算,当年现金循环周期平均值为-20天,虽然仍为负值,但较之历史已经有了相当收缩。

    2018年Q1,贸易应收款项由上季度末的51亿,增加到63亿,增幅超过营收增速,小米已经有通过延长零售商账期来提振终端销售信心的迹象。 

    从此,小米已经越来越由早期先锋的互联网手机品牌,逐步成长为传统手机企业,尤其在海外征程中,小米之家也多以授权店形式出现,小米需要鼓励甚至是讨好当地经销商,来刺激销量,这是在早期坚持线上自营的小米难以想象的。

    若从此角度看,说小米到危机阶段尚早,原因在于虽然外部环境已经大不如前,但小米依靠以往的成绩,也还有一些回旋余地:

    1.做大出货量,继续提高在制造商议价能力,当今行业参与者多有退市,制造企业的业绩越来越依赖于寡头企业,这对小米称得上是一个好消息,在华为、VO和小米,四大国内厂商做大背景下,供应商议价能力会削弱(若涉及稀缺元器件,则不适用此逻辑);

    2.通过各种手段鼓励第三方经销商,尤其在海外,我本人在俄罗斯,泰国等地与当地小米专卖店工作人员沟通,其销售业绩大抵尚可,但热门产品较为单一,多集中在红米系列,小米高端产品业绩一般,小米在海外的品牌升级以及对经销商销售奖励措施的提高,此现象是有一定改进空间的;

    当今,手机收入仍然是小米的重中之重(互联网收入和IOT类与手机也多有结合),在去库存的大背景下,小米已经越来越硬件化,目前其与最早标榜的“苹果+腾讯”目标渐远,铁人三项也远未到收获的时候。

    关于升级和降级业内对小米有相当多讨论,我们倾向于当今的性价比策略是短期内的自保:用出货量稳定背后的供应链和经销商信心。待到行情转好,重走升级道路,只是,那时再走要比现在辛苦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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